“网络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地上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断脰破胸，呻吟在血泊中。

这是中国历史学家吴晗对明朝文字狱的描述，也恰恰是中共对待文人的形象写照。可惜，吴晗把历史写得生动，身在其中时，却看不透了。

背弃恩师 投向中共

吴晗，浙江义乌人，1929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成为胡适的学生。不久，胡适转任北京大学校长，吴晗跟着北上。但因为严重偏科，他没考上北大，却被清华录取。大学期间，无论生活还是学业，吴晗都得到胡适的帮助提携。他当时写信给胡适说，胡适的帮助“（如）天际明星，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

1934年，吴晗毕业后留校任教；1937年起，先后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43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之后逐渐从一名历史学家变成社会活动家，并在中共的支持下，积极投身各种反政府活动，对国民政府的批判越来越激烈。我们查吴晗的著作年表，发现从那以后，他再也没写出一部像样的历史学著作。而他思想的极度左转，也导致昔日的师徒分道扬镳。

据大陆杂志《同舟共进》上发表的《“可怜一觉金陵梦”——吴晗谈片》一文介绍，1946年，吴晗在上海时，恰好胡适也在，吴晗写信求见，但胡适没有理睬。回北平后，吴晗再度拜访胡适，结果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吴晗后来回忆说：“（西南）联大从昆明搬回北平后，我做胡适工作，可是他顽固不化，我的脚就不再踏上他家的客厅了。”胡适得知吴晗投向中共后，长叹一口气说：“吴晗可惜，走错路了。”

1949年1月，中共军队开进北平，吴晗参加了接管北大、清华的工作，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等，同时担任民盟北京支部的主任委员。1949年11月，他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

政治运动中积极帮中共整人

中共夺取政权后，毛泽东发动了几十场血腥残暴的政治运动，吴晗呢，每次都积极追随。1957年3月，他干脆公开加入中共。同年6月，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钦点”了“三大右派”，分别是民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和民盟盟员、《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毛发话后，这三人被严厉批判。

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在《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一文中回忆，1957年6月11日，吴晗在批判储安平的大会上说：“过去国民党确实是‘党天下’，储安平现在说共产党是‘党天下’，不但是歪曲事实，而且用意恶毒。”他还宣称，储安平之所以敢这么说，是后面有人支持，要求《光明日报》的民盟盟员都必须和储安平划清界限。

1957年7月7日，吴晗在中共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我愤恨 我控诉》的长篇发言，深揭猛批所谓的“章罗联盟”。他说：“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是有组织、有部署、有计划、有策略、有最终目的的，并且还有各方面反动分子的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他们一伙是人民的凶恶敌人。”

1957年8月10日，民盟中央召开批判罗隆基大会。吴晗又第一个发言，登台就骂罗隆基是“撒谎大家”，“从腐朽的英美资产阶级那里学会一套撒谎学和诡辩术，无耻到极点”。接着，他用大量篇幅揭发罗隆基的“老底”，说罗“早在20年前就向日本帝国主义献计，企图联合反共了”。

章诒和在《一片青山了此生——罗隆基素描》一文中回忆，吴晗当时称，1949年他从上海到中共统治区时，罗隆基托他带封信给沈钧儒，要求沈“代表民盟向中共中央提出以下几个条件：（1）不要向苏联一边倒，实行协和外交；（2）民盟成员和中共党员彼此不要交叉；（3）民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纲领，据此与中共订立协议，如中共不接受，民盟可以退出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这听上去没有任何问题吧？吴晗却说：“我当即觉得信中主张十分荒谬，也就没有将信交出。”

吴晗揭发的另一条材料，是罗隆基与周恩来的一次对话——那是1949年政协召开前夕。周恩来说，民主党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共代表无产阶级。罗当即表示不同意，说：“你是南开出身，毛泽东是北大出身，我是清华出身。为什么你们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我们成立人民阵线，你们代表一部分人民，我们代表另一部分人民，这样来共同协商合作组织联合政府。”

这些话听起来是不是也合情合理？但吴晗批判说：“罗隆基的这一段话十分露骨地表示，他不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狂妄地自封为代表一部分人民，跟共产党面对面讲价钱。”在毛泽东的授意和吴晗等人的猛烈批判下，“章罗联盟”成了全国右派组织的“统帅”，民盟中央成了右派“大本营”，六千多人被划成右派，从此受尽摧残折磨几十年。而吴晗呢，打倒民盟两位副主席后，当上了民盟中央副主席。

吴晗一家三口被整死

1959年4月，毛泽东提出要学习明代著名清官海瑞“直言敢谏”的精神。吴晗闻风而动，写了《海瑞骂皇帝》等文章。毛对这些文章大加赞许，并送了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给吴晗。

京剧演员马连良看了吴晗的《论海瑞》后，请他写一出海瑞的戏。吴晗花了近一年时间，完成了剧本。1961年11月，京剧《海瑞罢官》公演，赢得一片叫好，毛泽东还把饰演海瑞的马连良请到家里吃饭，称赞戏演得好。

吴晗也很是“风光”了一阵子。但到1965年，情况就变了。毛开始谋划打倒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搞一场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当时，毛对北京市委很不满，决定把北京市委、市政府“一锅端”。而他选定的突破口，正是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

在毛的策划下，姚文元执笔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称，吴晗的这部戏，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为彭德怀翻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此文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拉开了十年文革的序幕。1966年5月16日文革开始后，吴晗被扣上“攻击党中央毛主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大帽子，几乎每天都要挨批斗。

据《南渡北归》一书记载，吴晗的儿子吴彰回忆说：“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把爸爸跪绑在烈日下的枯树干上，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他们抡起皮带抽他，揪他的头发，拧他的耳朵，用各种想得出来的法子侮辱他。爸爸三天两头被拉去游斗，学校要斗，区里要斗，县里要斗，这里要斗，那里也要斗。”

1967年秋，吴晗等人被集中到北京市委党校，参加劳动改造，筛炉渣、扫垃圾。期间还经常挨打，旧创未好，又添新伤，有时被打得口吐鲜血。一天，一群暴徒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往吴晗家扔石头，他的妻子袁震实在气不过，说：“你们简直比对待敌人还厉害，吴晗也不是敌人。”就因为这几句话，袁震也被送进劳改队，饱受折磨。她的双腿瘫痪了，也得不到救治，14岁的养女吴小彦不得不每天从城南骑自行车往返30多里去护理她。

1969年3月17日，袁震病得实在不行了才获准去医治，但第二天，她就死在了医院。1968年3月，吴晗被当成“叛徒”、“特务”逮捕。关押期间，他的头发被拔光，胸部被打得积血。1969年10月11日，突然有人接吴小彦、吴彰去医院。姐弟俩被领进监护病房后，一个专案组的人说：“你们的爸爸今天早上死了。”两个孩子一下子惊呆了，过了一会儿才嚎啕大哭起来。他们再三请求看一眼死去的父亲，却没被批准，只领回一点遗物。吴晗的尸骨，至今下落不明。

1975年8月，吴小彦给中央专案组写信，想给父亲讨说法。她提出三点要求：（1）给吴晗作结论；（2）要吴晗的骨灰；（3）发还抄家抄去的书籍。几天后，吴小彦被逮捕。专案组给她戴上脚镣，为防止她哭，给她注射精神药物“冬眠灵”。她的门牙被打掉，额头被打开口子。

1976年9月23日，吴小彦服毒自杀，年仅22岁。

文革前，吴晗一直紧跟毛泽东整别的知识分子。到文革，他成了第一个被整的高级知识分子，直至家破人亡。受骗、整人、挨整，最后尸骨无存——这是吴晗的悲剧，也是中共体制下许多中国人的悲剧。这种整人、挨整的恶性循环，怎么才能破呢？或许到中国摆脱中共的那天，这一切就跟着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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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5/27/n1374698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