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中，因不堪羞辱而自杀的高级知识分子很多，其中包括原北京大学副校长、被称为中共史学界“马列五老”之一的翦伯赞。

本期节目，我们根据北京大学教授邓广铭的《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翦伯赞》、作家章饴和的《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忆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等回忆长文，和大家一起回顾翦伯赞的悲剧人生，说说他如何一直笃信马列，最后却对马列绝望。

翦伯赞追随中共整人

翦伯赞1898年出生于湖南桃源县。1916年进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学习，不久转入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1924年，他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经济专业，回国后研究史学和历史哲学。

1937年，翦伯赞秘密加入中共，成为地下党员。他既徘徊于历史科学的殿堂，又穿梭于现实政治的庙廊，为中共渗透文化学术圈、搞统战工作，立下大功。

中共夺权后，翦伯赞从“暂避风头”的香港回到北京，在燕京大学教书。1952年，中国大陆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他转到北京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长达16年，任北大副校长6年，还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直到1963年之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翦伯赞跟着中共的步调，批判过不少人。比如，1952年“三反”中，民主党派和高等院校教授成了运动对象。其中，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张东荪是被针对的重点，对他的批判和处理，由统战部直接掌管，毛泽东亲自过问。

在批判中，翦伯赞给张东荪定下了“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马列主义”的“四反”基调。他举例说，张东荪曾讲“资本主义不会灭亡，共产主义不能实现。如实现则劳动者都会饿死”；“把马克思主义列为学说，乃人类之奇耻，是思想史上的大污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民主的，结果必变成少数人的专制，而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此外，翦还揭发张东荪私下讲，“解放三年来一直觉得不自由”等。

又比如，1957年“反右”运动中，翦伯赞曾做过《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长篇发言，批判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向达、荣孟源等，说他们“一直是在不同程度上抗拒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带着旧史学所属的阶级利益和最恶毒的敌意，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了疯狂的公开的进攻”，目的是“为资本主义复辟铺平道路”。

翦伯赞“文革”中挨批斗

对于翦伯赞跟着整人，作家章诒和认为，他开始“只限于政治表态，口头发言”。章诒和的父亲、曾被扣“中国头号大右派”帽子的章伯钧认为，翦伯赞后来升级调门，一方面是从“马列史学权威”的立场出发，借政治批判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正名，另一方面是为了保自己过关。

但是，翦伯赞毕竟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他和绝大部分当时的中国文人一样，本性善良。因为被马列思想迷惑，加上政治环境的压力，他不得不把心底的善或隐匿、或放逐了。

1959年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变得更加严峻。教育界开始推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这么一来，学生视教师为对头，搞什么“拔白旗”“批白专”运动。把老师搞倒了，学生自己编教材。

而在历史学科中，有人主张要以阶级斗争为红线贯穿中国历史；有人提出要打破封建王朝体系，以农民起义为纲；等等。

这让身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翦伯赞都看不下去了，他还无法完全以政治取代常识。他开始大讲“历史主义”，批评有的人为了表示站稳立场，“把中国古代历史说得一团漆黑……简直用阶级成分作为评论历史人物的标准。很多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阶级”。

在中共统治下，说真话，很多时候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1963年，毛泽东欣赏的年轻“笔杆子”关锋、戚本禹，分别写了《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问题》和《评李秀成自述》，不点名批判了翦伯赞的史学观，掀起所谓第二场“史学革命”。

从此，以“阶级斗争”解释一切的倾向越来越泛滥；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甚至科学家、文学家，不是被说成“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就是被定性为“封建王朝的御用工具”。只剩下扯旗造反、上山落草为寇的，才是“英雄好汉”。

紧接着，全国范围内掀起“挖祖坟”运动，文物古迹被大量毁坏。

许多大学取消历史专业，综合大学幸存下来的历史系，学生所学的也只剩下两个“四史”：即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农民战争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以及（贫下中农）家史、（人民公社）社史、村史和厂史。

1965年12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再次对翦伯赞的历史观进行批判。不久，毛泽东发话：“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同月，《红旗》杂志再发表戚本禹等人的文章，点名批判翦。

1966年“文革”爆发后，北大历史系第一个被揪出来批斗的就是翦伯赞，罪名是“黑帮分子”加“反动权威”。

当时，年近70岁的翦伯赞身患多种疾病，但是仅6、7、8三个月，他就被批斗一百多次，还经常被拳打脚踢。1967年举行的一次万人批翦大会上，卧床不起的他，被用平板车拉到会场，因站立不稳，他不得不双手扶着竖起的长凳腿站立，一斗几个小时。

翦伯赞夫妇自杀

1968年12月19日深夜，北风呼啸、寒冷刺骨，翦伯赞与妻子戴淑婉，穿戴整齐，合盖着一条棉被平躺在床上，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第二天，人们在翦的右上衣袋中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

字条里提到的杜师傅，是负责“看管”翦家夫妇的退休工人。那里面说的“实在交代不出来”，又是交代不出什么呢？说的是文革中被打倒的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当“叛徒”的情节。

1968年，刘少奇还没被废黜时，就已经被内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具体罪行之一，说他曾与蒋介石以及宋子文、陈立夫勾结。而三十年代，在蒋、刘之间周旋的人，就是“统战高手”翦伯赞等。

于是，翦伯赞又被当成刘少奇专案组所搜取的有关此事的证据，或许还是唯一的证据。

1968年12月4日，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巫中带着几个副手，气势汹汹地直奔翦伯赞家。

巫中讲了1935年刘少奇如何当“叛徒”的情节，并说：“这个罪行党中央已经查明，判定刘为叛徒、内奸、工贼。不久将在‘九大’公布。你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刘少奇一边，现在，就看你的表现了。”

巫中称，如果翦伯赞同意写一份材料，证明有这件事，再签个字，就没他什么事了。

但是翦伯赞站着，愣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巫中说：“再给你三天机会，让你好好回忆一下，我要等着看你的最后表现。三天后我再来！”

之后，巫中每隔三两天就来一次，每次审讯三四个小时，越逼越紧，甚至直接威胁说：“翦伯赞，我们早已掌握了你和他（刘少奇）的关系的证据，这个问题你不揭发交代，我们马上可以把你抓起来，关进监狱，汽车就在外面停着。”

最后一次12月19日下午，巫中又来，审了近两个小时，还是没能逼问出想要的东西。他猛地从腰间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大吼道：“今天你要不老实交代，老子就枪毙了你！”

翦伯赞身心交瘁，他联想到第二次“史学革命”、特别是文革以来遭受的无数次批斗、肉体折磨、人格凌辱……一辈子笃信马列的他，实在看不到任何希望，最终生出决绝之念。

翦伯赞死亡之谜

那么，翦伯赞是否真知道刘少奇的所谓“叛徒”案呢？他不知道。

1935年，翦还不是中共党员，而是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的秘书。当时国民党高层与中共高层秘密联系，他确实是联系人之一，但双方高层是谁、谈了些什么、怎么谈的，他一无所知。

翦伯赞1937年秘密加入中共，直到1961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之日，才对外公开身份。

中共当政后，对地下党员的政策是：“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几乎所有地下党员都挨整，许多人被整得死去活来。

或许，这才是翦伯赞难逃厄运的深层原因。

欢迎订阅YouTube频道：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J0WwxWijk8NemAqLtqj4Sw
订阅Telegram群组：https://t.me/bainianzhenxiang

《百年真相》节目组制作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10/1/n1383695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