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国内有人揭秘了一段非常重要的史料——中共夺权后有一个对全国地下党的16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1949年前，曾有一个指导地下党斗争的16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想不到，1949年后还有另一个16字方针：一个清除知识人地下党员的16字方针！因为第二条战线的主要成员是知识人。从这16字的文风、气势看，是毛泽东的作品；从他发动的历次矛头指向知识人的政治运动的实践来看，也是他的作品。

究竟是不是毛的作品？现在已经得到证实：一位江苏安全厅的负责人阅档案时，发现有这么一份文件；一位西南局的人也看到这份文件；复旦大学一位老战友在某安全部门，也曾被那里的人告知这16字方针；昆明的马先生也知道这16字方针。虽然目前我辈看不到16字方针的文件，迟早会解秘档案。

这16字方针是怎样产生的呢?当时，康生向毛报告，说南京、福建、广西、云南等许多地方地下党员，家里有钱才读得起书，成分复杂，组织不纯，请示毛泽东如何处置?毛就批示了这16个字。它是1949年后一系列压制、迫害党内知识人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和历史见证。

这16字方针的“降级安排”是先卡下来；“控制使用”是晾在一边或叫“靠边站”；“就地消化”是限制自由，从组织上断路，免得出省高就；“逐步淘汰”是慢慢来，时间较长。16字是一套淘汰的策略手法。

1952年云南才执行16字方针，先执行“降级安排”。降级是处分，不犯错误不能处分，便用“定级”一词，以前干过什么都不算数，只保留工龄。我是“边纵”部队的教导员、编辑，正营级，宣布定级为“正排”，无端降了4级。有的只降了一级，是因为他们与组织部的有关系，绝大多数降2级，少数降3级。我早已大学毕业，组织部的干部文化低，嫉妒大学生，便对我狠降。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被降级后，当文化教员，算是秀才落寞。我被分到部队的“十一速中”(实际是小学)去扫盲，是“控制使用”。我到速中后，云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方国瑜打听到我在那儿，便写信要我回云大，对我破格以讲师之职回校开课，但部队不准我走，要“就地消化”。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每次都当“运动员”，要从“原罪”交代、检查，“肃反”时，我被停职审查半年多。反右前，我一直是教书匠。当时，部队上有瞿建华(后来被打成反革命)发明“速成识字法”，各地各级政府也都大办速成中学。有的地方提出“三天扫除文盲”，“七天学完全部数学”，“半个月初中毕业”……荒唐已极，把“速成识字”当作魔法。

我的“扫盲”实践不能“速”，成年人速记文字，是南辕北辙。

1957年在14军的一次宣传会议上，我发言说：“文化速成是无效劳动，是人力、财力、时间的浪费。”我不知道这次宣传会议是“阳谋”，于是我当右派21年，入“另册”当贱民，实现了“淘汰”我的目的。

后一个16字方针简言之是“淘汰”，是把知识人当作敌人“窝里斗”，是用心狠毒的“卸磨杀驴”，消灭自己的有生力量。

已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史，没有完整地如实公正地记述地下党的历史，不敢正视历史，更没有对后一个16字方针的危害作出评价，用谎言代替历史的真实。毛派人物怕损“伟光正”形象，实施“强迫遗忘”的愚民政策，太可悲了。我已87岁，生命已快到尽头，已看不到16字文件档案解秘，我嘱望《历史记忆法》的诞生和对历史罪恶的进行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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