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共官场很多官员都是心惊胆颤，生怕哪一天官位不保，因为十年来落马的官员实在是太多了。虽然这些官员都是报应使然，但他们和其他没落马的官员心寒啊，这就是给中共卖命的结果。 他们不知道的是，中共卸磨杀驴，自其成日之时就开始了。中共对老百姓狠，对自己人也狠。如果将中共七十多年来的冤案，尤其是针对为之效力的中共党内之人的冤案，公诸于众，一定是触目惊心的，足以让今天的中共党员和国人不寒而栗。

本篇说的是中共党史上鲜为人知的两起冤案：发生在1949年前后的福建“城工部冤案”与海口“学联特务案”。

城工部冤案导致逾百地下党被杀

根据中共福建党史，城工部，是中共闽浙赣区委员会城市工作部的简称，成立于1947年2月22日，其设置的目的是加紧开展城市地下工作，迎接中共政权的到来。同时组建的还有闽浙赣地下军，司令是林白，副司令为曾焕干。

城工部成立后，通过宣扬中共要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国家，吸引了大批人加入了中共，从事地下统战、策反和情报方面的工作。然而，就在1948年，有117名中共地下党员被中共自己杀死，1,276名地下党员被除名，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直到1956年，这些人的冤屈才被中共“平反”。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中共福建城工部大开杀戒？这还得从阮英平遇害说起。 阮英平，福建人，1931年加入中共，是中共在闽东地区发动暴力革命的早期领导人，与中共上将叶飞曾是搭档。1946年国共内战期间，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师政委，参加了苏中战役。次年， 阮英平被任命为闽浙赣区党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和闽东地委书记，领导游击战争，对抗当地民团。1948年1月，阮英平率部袭击民团时被手下出卖而被困，后侥幸逃脱，途中又遇到国军搜山，其与警卫员陈书琴走散，遂躲进一户名叫范起洪的村民家中，谎称是过路的商人。范起洪等三人见财起意，于是将其杀死后夺走身上财物，并将其尸体草草掩埋。

陈书琴多次寻找无果后边上报上级，阮英平的突然失踪，让中共闽浙赣省委很是担忧，便派出大量人员寻找，但始终没有结果，闽浙赣省委怀疑是被其警卫员陈书琴出卖。后来民国政府发现了阮英平的私章，便大肆宣扬此事。中共闽浙赣省委遂认为城工部已被国民党渗透，时任省委书记的曾镜冰下令将城工部定为“叛党特务组织”，将主要负责人抓捕拷打逼供，并将曾焕干、李铁等城工部负责人、干部和陈书琴处死，最终有117名地下党被处死，1,276名地下党员被除名。其中闽浙赣地下军副司令曾焕干，学生时代即参加地下工作，还担任过中共闽北地委常委，被杀死时才28岁。

中共福建地下工作也随之受到影响，一些准备投共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看到中共如此滥杀，而放弃了投共。如原本拟在江西起事呼应中共的郑克立（平潭人），又去了台湾，以后还当上国民党将军。

中共建政后，叶飞再次要求彻查阮英平失踪案，并最终在1952年找到了真相，杀死阮英平的是范起洪、周玉库、范妹仔三人，陈书琴出卖阮英平的真相大白，显然是个冤案。

由于阮英平案告破以及部分城工部成员鸣冤，在中共第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曾质问曾镜冰：“杀城工部杀了那么多人，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究竟是国民党杀共产党，还是共产党杀共产党？应该作个交代嘛！”

1953年初，福建省委开始审查此事。1955年1月，中共福建省委在调查报告中指出：“原闽浙赣区（省）党委认定城工部为国民党特务所控制的组织是捕风捉影，缺乏事实根据，特别是轻率地决定对城工部组织的领导干部及大批党员，采取‘逼供信’和严刑拷打的手段，加以杀害是完全错误的，造成的损失极为严重 ……”。

1956年6月，中共中央批文平反城工部冤案。同年8月，福建省委召开专门会议，决定执行中央批示。至1957年4月，1,276人被昭雪，只是那些被冤杀的生命还能复生吗？而这样的惨剧在中共党史上屡见不鲜。

至于杀人的始作俑者曾镜冰被认为有“内奸嫌疑”，而被中共撤销其在福建省的工作，下放到内地。1967年文革期间被迫害而死。1983年胡耀邦为其平反。

海口地下学联二十多人被莫名处死

我们先看一份中共高官在1953年写的一份检讨书：“……应该承认府海学联是在我们领导下的学生组织，过去的处理是极端错误的，造成人命案，错捕95人，学联54人，和学联有关的41人、枪决21人，学联10人，有关11人，坐监因失火烧死3人（实际上是7人，笔者注），病死4人，因逃跑给国民党枪杀1人，全案牵连216人，这还是不完全统计材料。这样大批青年受到精神打击，因逼供受伤的不少……从领导上来讲，我要负主要责任……对学联案的处理，不是从客观出发，而是从一些现象，那时候有些学联同志到解放区，看有些不好的（原文如此），有些是地主出身的，于是便下结论这是特务组织，不是实事求是，不重证据，没有调查研究，于是把学联同志扣押起来，经过刑讯，吊打等等，这便牵连大起来，进行乱打乱吊，这些口供都是假的，是逼出来的……在思想上认为逼是没有什么关系，后来报告中央说逼供有些收获。”

“该案发生于1949年8月，大军已渡江作战，形势已定，国民党节节败退。当时认为国民党是从政治上来向我们进攻，同时府海学联组织我们是没摸底，成分有些也复杂，有些是官僚子弟，同时有些自高自大，抓老干部的缺点，有时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有些不是学联的也拉在一起处理，加上发现有人放毒，便认为这一定是特务。现在回过头检查一下，这是主观上的看法……看不到学生参加革命斗争是有传统的，当时只是看到坏的一面，而看不到好的一面……只看到知识分子的自高自大，讲马列主义（原文如此），看不起老干部，便认为是特务。在当时解放区是有头痛、疟疾的病，于是便下结论是特务放药，是特务组织……”

错捕、特务、枪决、坐监、逼供、吊打……触目惊心的词语让我们似乎明白了当年中共又制造了怎样的冤案。写这份检讨书的人是海南革命头号人物、曾任海南区党委书记兼海南行政公署主任的冯白驹，正是他炮制了当年的冤案，害死了那么多年轻人。

原来在1949年7、8月间，琼崖纵队的所谓英雄刘秋菊吃过饭后肚子痛，并拉起了肚子，不久后身亡，因为她特殊的身份，所以琼崖纵队领导层想要寻找到真正的死因，即是因为蚊蝇传播疟疾，还是食物中毒，亦或是敌人投毒？之所以怀疑是投毒，是由于当时琼崖纵队所在的根据地被国民党军队围困，有关特务的传言很多，琼崖纵队领导也是草木皆兵。

在这样的背景下，琼崖区党委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特”斗争。他们先是怀疑一个只有13岁的小公务员，然后又将矛头指向三个女炊事员，在威逼恐吓拷打下，这些并不知晓承认“特务”是会致人于死命的孩童及妇女，接连供出一连串的“特务”来。在酷刑逼供之下，被供出的“特务”越来越多，不到半个月，包括学联成员在内的近百人被抓，并在短短的时间内，被草率定性，21人被枪决。

在如今埋葬遇害的地下学联成员的海口市金牛岭陵园中的背景资料一栏中，如此写道：

琼崖地下学联是解放战争时期在琼崖党组织直接领导下的地下组织，从1946年组织读书会开始到1948年正式宣布成立，发展到三百多人（包括外围组织）。他们中有来自南京学运的骨干人物、进步归国侨生、进步教师、革命堡垒户的后代、贫苦青年、从富裕家庭参加革命的学生以及烈士的遗孀等。地下学联通过读书活动，团结进步同学，搞策反活动、袭击警察局、演进步戏剧，讽刺国民党的统治。尤其是学联冤案在根据地发生后，学联成员还冒着被打成特务的危险，配合即将渡海作战的解放军，成功刺探“伯陵防线”，为海南解放做出了贡献。

据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的《有多少优雅可以重现》最后一章《繁花凋落黎明前——琼崖地下学联冤案始末》披露，在中共琼山县委的指导下，琼崖师范成立了府海地区第一个读书小组，并随即向琼海中学(今海南中学)、国立华侨中学(今海南侨中)、琼山中学、匹瑾中学扩散。

读书会初期的活动，主要是洗脑，让大家接受中共的歪理邪说。据地下学联成员、原海南日报社负责人陈英回忆，当时读书会的成员读了不少所谓的进步书刊，“有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茅盾的《子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还有从解放区带来的《整风文献》。后来，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也在读书会中秘密的争相传阅。”

除了洗脑外，地下学联还利用壁画和其它文艺形式宣传革命思想，并组织反对国民政府的抗议活动。

学联的成员中有些来自富裕家庭，其中就包括吴慰君和男友林云。吴慰君，1929年出生于富裕的商人家庭，早年随父往香港。1946年考入广东省立琼崖师范学校初中班，她勤于读书，擅于书画，被誉为才女。从组织“广东省立琼崖师范学校学生读书会”至“府海地下学联”的成立，她都积极参加谋划，是创立者和领导人之一，主管广东省立琼崖师范学校女生和私立匹谨中学的学生运动。

从1948年到1949年，地下学联在中共琼崖党组织的安排下，先后分几批向五指山根据地输送了75名所谓的进步青年学生参军参政。1948冬天，吴慰君给自己的母亲留下一封短短的告别信，跟随男友林云去了中共五指山根据地。林云，文昌罗豆人，琼崖地下学联前期领袖人物，是1947年在琼崖师范兴起的读书会发起人之一，也是1948年底最早进入琼崖根据地参与军政的骨干之一。

然而，让这些被中共迷惑的热血青年没想到的是，大批进入根据地的学生因为刘秋菊之死，被指控是“特务”并先后被捕，被刑讯逼供。

据公开出版的《海南公安40年》的记载，在行刑阶段，主办案者、海南区宣传部长李英敏的卧室就是刑事拘留室兼吊打室，文中称：

在审讯学联成员时，采取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等手段，不供就逼，供而后信，信而后定，定而后错，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如审讯学联成员何天啸时，主办案者（李英敏）亲自主持，他集中当时七、八个干部做打手，何不承认是特务，经严刑拷打，才被逼承认为“特务”。主办案者问：还有谁，某某人是不是特务？不承认又打，刑讯到半夜才逼何供出林书岭、刘歹等13人为特务。于是，又逮捕了一大批成员。据刘青云（当时海南日报社总编辑，已故）称：在审讯何天啸之后，主办案者李英敏认为打的经验很好，马上推广各机关，此后在各机关审讯时都以刑、打为主，一时形成审讯、下刑、管制，夜以继日，甚为紧张。用刑种类计有：吊打、夹棍、打膝盖、电刑、烤、刺乳头、竹签刺手指、灌辣椒水等多种。总之，当时能想得出来的办法都用了，有的刑至死去活来，屎尿并流，哀声怪叫。当时主办案者的住房成了刑场，屎尿满地，人心惶惶，新老同志都不安。进步学生像蒙岛南、吴赐等人打得不能动弹就抬出去枪毙。

在那个屈辱的日子里，从审讯室常常传来凄惨的求救声和以头撞击墙壁的声音。可怜的是那些女学生，她们在那一刻只求一死！因为她们在被审讯时还遭受队伍里的败类恶意的凌辱，他们将她们的衣服扒开，狂笑着，点燃烟头去烫她们的乳房！能为她们声张的人已成了“特务”，有一个烫女战士乳房的人解放后还当上海南医学院的党委书记！

如此惨不忍睹的场面，却被主办案者几十年后作为“光荣的革命历程”写了出来，这是何等的冷酷！也令人发指，而这样的酷刑同样发生在今天的法轮功学员和诸多异议人士身上。

1949年8月24日，中共琼崖党组织召开宣判大会，宣布琼崖地下学联是伪装进步学生的特务组织，21人被枪决。据说他们临死前还在高呼“共产党万岁”，至死都没有认清自己上了中共的当。

1953年春天，在他们被冤杀三年后，海南革命头号人物冯白驹作了长篇检讨，并正式宣布为他们平反昭雪，称他们为“光荣”的烈士。

据十多名幸存者的回忆，当冯白驹3月25日在南方大礼堂与受害者及其亲属座谈并做检讨，当他说到“革命的同志、革命的家属们，今天召开的这个会是沉痛的会，但案情已弄清，也是极光荣的一个会。过去受歧视，现在宣布了，干部们也重视了，家属们也是革命的人民，这是极大的光荣……烈属们应该继承死者的精神，保持烈属的光荣”时，哭泣的人群中忽然有人大声喊叫：“我们不要什么光荣，我们要回自己的孩子！”“还我们的孩子！”

会场秩序曾一度失控，来自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侨有的拿着自己孩子的遗物，向冯白驹要回自己的孩子，而冯白驹已经有些憔悴的脸上是无奈、诚恳、愧疚交织的神情。他只能任由那些失去至爱的母亲们的哭诉和责骂。

曾亲眼目睹行刑时的琼纵老首长曾说：“学联死这三十多个人算什么？在1931年的肃反扩大化中，仅独立师就处死二百多名干部，有不少是顶好顶好的指挥员，最后，母瑞山上才剩下26个人，琼崖革命遭受了最严重的损失。对此，冯白驹是有过深刻的检讨。”

结语

显然，在罪恶的历史上，不仅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其对自己人也是从不手软。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肃反”到延安整风，从“三反”到“思想改造”，从“反右”到“四清”再到文革，中共害死了多少追随自己的信奉马主义者？包括诸多中共高官。这样一个绞肉机，存在于世就是对人类最大的侮辱。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12/5/n1387894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