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共史上，有许多间谍为中共夺取政权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但在中共夺取政权后，他们却大多都没有好下场。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讲过关露、葛珮琪、金无怠、陈修良等人的遭遇。今天，我再根据中国老报人顾雪雍的《我所知道的中共“五方特务”袁殊》，以及记者宋春丹的《“五重间谍”袁殊的晚年生活：经常变脸使得他悲喜无常》等资料，和大家谈一谈为中共当五面间谍的袁殊，他的悲剧人生。

袁殊，1911年出生在湖北省蕲春县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他幼年跟着母亲到上海投靠亲戚谋生，曾在一家印刷厂做学徒工；12岁进入上海立达学园读书；16岁参加北伐军。离开部队后，他回到上海，成了一名文学青年。

1928年，袁殊和妻子马景星到日本留学，攻读新闻学。回国后，他创办报纸《文艺新闻》，成了上海滩有名的记者。或许，袁殊本可以成为一个新闻大家。但是，他和左翼文学界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后来还发展成了中共的五面间谍。他的人生路，被彻底改变了。

袁殊的五重间谍身份

第一，最根本上是中共间谍。

1931年10月，20岁的袁殊，在上海经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潘汉年介绍，加入中共。

当时，潘汉年告诉他：“你加入的是秘密前卫组织，普通的组织成员不知道你的身份。”什么“秘密前卫组织”呢？就是中共最高特务机关——中央特科。潘汉年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央特科二科科长，也就是情报科长。

潘汉年还给袁殊介绍了今后负责与他单线联系的王子春。那次会面后，在王子春的安排下，袁殊接受了两个月的特工训练。训练一结束，他就正式投入地下情报工作，成为一名中共间谍，并根据指示停办已经出了60期的《文艺新闻》。

袁殊的第二层特殊身份，是国民党中统间谍。

中统的全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国民党CC系领导人陈果夫、陈立夫控制的国民党党务系统的特务机构。这里的“CC”，是二陈的首字母缩写。

1932年，根据中共的安排，袁殊请他在上海的表兄贾伯涛帮他找一份工作。贾伯涛很快把他介绍给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社会局局长吴醒亚。

吴醒亚是中统在上海的负责人。袁殊由此顺利打入中统内部，后来成为中统的秘密团体“干社”的情报股股长。

袁殊的第三层特殊身份，是日本情报机构间谍。

为了在工作上有所突破，袁殊根据王子春的指示，要求吴醒亚根据他的特长，为他安排一个新闻记者的公开职位。吴醒亚同意了，安排他到当时中国最大的经济新闻通讯社——“新声通讯社”当了一名记者。

有了记者身份作掩护，袁殊经常出席南京政府和日本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有一次，在出席日本领事馆记者招待会时，袁殊结识了日本领事馆副总领事岩井英一。一来二去，两人成了朋友。大约半年后，岩井英一主动提出请袁殊担任日本领事馆的情报员。

袁殊把这件事汇报给了王子春，王子春又指示他向吴醒亚报告。吴醒亚认为，袁殊打通日本人的关系对获取情报有利，于是鼓励他与岩井英一交往。在岩井英一的安排下，袁殊成为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特别调查班——“岩井公馆”的重要负责人。

“岩井公馆”是上海最大的、公开的日本特务机关，设在闸北区的一个大院内，里面有四幢独立的小楼。其中一幢小楼是“兴亚建国运动本部”，袁殊任总干事。他用“严军光”的笔名发表了“兴亚建国运动”宣言和不少文章，大肆宣传所谓中日“共存共荣”，号召亚洲各国在日本领导下建设“大东亚共荣圈”。

还有一幢小楼，顶层设着秘密电台。中共派驻香港、重庆的特务，把有关国民党和英美的情报发往延安，由延安发到“岩井公馆”再转送给日本；同时，也把袁殊等人收集的情报，发给延安和苏北新四军。知情者说，“岩井公馆”实际上是中共设在日占区的办事处。

袁殊的第四层特殊身份，是汪精卫伪政权的间谍。

根据中共的安排，袁殊之后又担任投靠侵华日军的汪精卫伪政府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等，并利用这些职务便利为中共服务。

袁殊的第五层特殊身份，是国民党军统间谍。

军统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与中统并立的国民政府军队系统的重要情报机关。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潘汉年以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从那时起，潘汉年成了袁殊的直接联系人。经中共同意，袁殊先加入上海帮会组织——青洪帮，来往于杜月笙、黄金荣之间。后来经杜月笙引荐，袁殊又打入了以戴笠为首的军统。

在征得潘汉年同意后，袁殊成了戴笠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而他公开的掩护身份依然是记者，他也因此继续与日方的岩井英一保持联系。抗战一胜利，袁殊被军统任命为“忠义救国军新编别动军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

五重间谍身份，戴着五张面具生活，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一个不小心，就是丢性命的事。

袁殊为中共办成了哪些事

最重要的一件是：代表中共与日军秘密会谈。

顾雪雍撰写的《我所知道的“五方特务”袁殊》披露，抗战开始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深感与日军作战只会消耗实力，于是制定了“联日反蒋”的策略，发密电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让他派人代表毛与日军谈判。

饶把这个任务交给情报部长潘汉年。潘随即赴上海“岩井公馆”找他的下属袁殊，一起去会见日本特务头子岩井英一。然后，三人再去见日本驻中国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的首脑影佐祯昭少将。

双方会谈3天后，达成重要默契，并写了会谈纪要，主要内容是：日军与共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和平共处；中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日军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

潘汉年代表毛泽东与日寇谈判，袁殊既是翻译，又是潘的助手，所以也是中共代表之一。

其次，袁殊为中共提供了大量重要的战略情报。

比如，他告诉延安：德军即将进攻苏联；日军决定“南下打英美而非北上打苏联”。延安立即将这两份情报转告苏联，苏联因此下决心将东线40万兵力统统调到西线。

第三，袁殊向中共提供了大量人、财、物。

比如，1945年抗战胜利后，岩井公馆将被国民党封闭。袁殊事先得到消息，把“岩井公馆”的所有土地、房屋、金银、证券、物资等，价值约一亿多美元全部交给中共，用来在上海开办一家银行，为中共内战提供资金。

中共建政后被关监狱20多年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袁殊被中央情报总署署长李克农调到北京，任亚洲处处长，负责日美动向的调研。

1955年4月3日，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潘汉年，因所谓“内奸”问题，在北京饭店被逮捕。

一个月后，袁殊受“潘汉年案”牵连，也被逮捕，之后被拘留审查10年。1965年，他被中共军事法庭扣上“国民党CC特务、军统特务、日本特务、汉奸”等罪名，判刑12年。

1967年，袁殊刑满，本该获释回家。但是，当时正值“文革”狂热时期。中央文革小组决定重审潘汉年案。潘汉年夫妇被重新收监，袁殊也被再次关押。这一关，又是8年。

1975年，袁殊出狱后，不是直接回家，而是被押解到湖北武汉大军山农场继续“劳动改造”。

1980年，已患脑血栓的袁殊回到北京。之后，他不断向中共有关部门申诉，希望把他的历史问题搞清楚。

1982年8月，潘汉年案平反。1982年10月7日，中央调查部给袁殊送来最高法院的复查判决书，撤销1965年的判决，宣告袁殊无罪。

1986年后，半身不遂的袁殊已经精神紊乱。他喜怒无常，无法控制情绪，有时突然嚎啕大哭。

1987年11月26日，那是一个大雪天，袁殊在北京去世。

结语

袁殊的经历，很令人感慨，也至少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中共为了颠覆中华民国、夺取政权，确实是不择手段。在中华民国军民与侵华日军浴血奋战时，它竟利用高级间谍与日军勾结。

第二，中共当政后不久就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将当年被它蛊惑而甘当间谍的人关进深牢大狱，让他们当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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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1/20/n1391199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