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1886年生，浙江钱塘县人，中国著名哲学家、政论家、报人；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先后任上海公学、光华大学、国立政治大学、德国耶拿大学、燕京大学教授。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者，不是一个党人，也不是一个政治家。如果有人期待他做一个党人或党魁，在政治舞台上立功，那就不是他的知己；……他是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他有独特的见解与主张，他喜欢独来独往，特立独行，而不受任何拘束的。”

这是民国报人、张东荪老友俞颂华1940年代对他的评价。

1948年底，中共军队围困北平时，中华民国“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想跟中共和谈。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东荪，既不是中共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被选中充当和谈的传话人和见证人，促成和谈成功，使古都北平免于战火。

1949年9月，张东荪出任中共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张东荪全家遭难

中共建政不久，张东荪卷入一场所谓“叛国案”。

据1992年第3期《北京公安史志》发表的《张东荪出卖情报案》一文介绍，1949年初，北京市公安局破获美国间谍王正伯案。王交代了张东荪向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卖情报”的情况。

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又经过一年多的侦察，进一步证实张东荪把“抗美援朝中国出兵的具体日期”和“国家财经预算”等国家核心机密，编成情报，派人送到香港，后转交到司徒雷登手中。

文章称：“本来，张东荪罪行严重、证据确凿，完全可以依法逮捕，受到惩处，但是，党中央、毛主席没有这么办，而是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办法，即对其教育，通过这起案件不但教育张东荪本人，而且也教育其他人，尤其知识界一些崇美思想严重的人。”

然而，关于张东荪“叛国案”，至今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明白，疑点很多。

其一，既然王正伯案是1949年初破获的，那么，张东荪向他“出卖情报”应该在1949年初之前。1949年初之前，中共根本没有作出出兵朝鲜的决定，也没有编制国家财经预算，怎么“出卖”这两个“国家核心机密”？

其二，王正伯到底是什么人？美国间谍，苏联间谍，中共间谍？至今没有看到确凿的证据。他的最终结局如何？也没有看到确切的资料。是否秘密处死了？也不得而知。

根据戴晴的《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一书，王正伯早就认识中共领导人叶剑英等。是否他是中共派出将张东荪“引蛇出洞”的“内线”？

其三，据梁漱溟在《我生有涯愿无尽》中回忆，他曾向毛泽东打听将如何处置张东荪，“不意（毛）主席于此事竟不见恼怒，回答我说：此事彭真来向我详细报告了。彭真要捉起他来，我说不必。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

“叛国”可是大罪，可处极刑。这么大的事，为什么毛竟“不见恼怒”？

其四，王正伯交代出张东荪的“罪行”后，张东荪拒不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更不承认是卖国和叛国分子。

《张东荪出卖情报案》一文写道：“1952年2月至9月，张东荪在燕京大学作了5次检查，最后一次检查交代了通过王正伯向美国提供国家机密情报的叛国罪行。”

也就是说，张东荪前四次检查都没有承认“出卖情报”之事。是否第5次检查是高压之下被迫认罪？

张东荪“叛国罪”发生后，毛泽东仅撤销了他在中央政府担任的职务，仍让他在北京大学当一名挂名教授。

但是，到了文革时，张东荪在劫难逃。1968年1月，82岁的张东荪因所谓“叛国案”突然被抓捕，关进秦城监狱。1973年6月，死于秦城监狱。

张东荪的妻子、儿子、媳妇、孙子，都跟着他倒了大霉。

张东荪的妻子刘拙如，先是在单位被“批斗”，后被“扭送”到海淀公安分局，被监禁近一年。

张东荪的长子张宗炳，是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生物学博士，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与张东荪同时被抓捕，同时被关秦城监狱。直到1975年才获释。其子张饴慈回忆父亲出狱的情景时写道：

“他已（被）整成神经病。发病的时候，同时装成两个人：一会儿是审判员，横眉怒目；一会儿是犯人，可怜又无奈。那时家里已经没有房子，他回来就和奶奶住大城坊——他在病中只相信自己母亲一人。”

张东荪的次子张宗燧，是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数学博士，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研究员，学部委员。文革爆发后，张宗燧被抄家、批斗、游街示众，身心遭巨大打击。1969年，万念俱灰的张宗燧，服过量安眠药自杀。

张东荪的三子张宗颖，是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化学博士，在天津市文化用品公司工作，文革中屡遭批斗后，身心交瘁，不堪忍辱，1966年，与妻子吕乃朴双双自杀。

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张宗炳之子），1963年时，是北京师范学院学生。他与几个中学同学结社写诗和议论政治，被判“劳动教养”3年。期满后正逢文革，又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继续劳改，总共劳改16年。

张东荪的孙子张佑慈（张宗颖之子），文革时在天津当工人，其父母自杀后，因“企图给父母报仇”等“反革命罪行”，被判刑15年。1978年平反时，已被监禁10年多。

张东荪全家遭难的原因

第一，投毛泽东的反对票。

据中共元帅叶剑英的养女、著名记者戴晴的《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一书讲：1949年9月，中共全国政协选举中央政府主席，576名代表投票，毛泽东得575票。众人认为毛谦虚，没有投自己的赞成票，所以少了一票。但实际情况是，毛投了自己的赞成票。

谁投了毛的反对票呢？据戴晴考察，有人认为，是张东荪投了反对票。

此前，张东荪与毛泽东就有分歧。他主张在美苏两个超级强国之间不要倒向任何一边，走中间道路，毛主张对苏联“一边倒”，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1949年1月，张东荪在西柏坡会见毛泽东时，毛对他反对“一边倒”和走中间道路提出批评。他回家后对家人说，与毛“话不投机”。他坚持认为中国要想发展，就不能和美国交恶。

第二，反苏反共反马列。

在中共建政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张东荪成了运动的重点。张东荪轮流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哲学系、国文系、心理系检讨，一次又一次，次次通不过。

1952年2月29日，鉴于张东荪的“检讨不老实坦白”和“对群众的批评置之不顾”，燕大举行全校师生员工批判张东荪大会，“讨论他的三次检讨”。大会长达5小时，25人发言，主要清算他的历史帐。其中，历史系教授翦伯赞的发言最尖锐。

章诒和在《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中写道：翦伯赞说，张东荪“是‘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翦伯赞列举了以下事实作例证：1. 张东荪在1931年出版的《道德哲学》一书里，就说‘资本主义不会灭亡，共产主义不能实现。如实现则劳动者就会饿死’。又说‘把马克思主义列为学说，乃人类之奇辱，是思想史上的大污点’。2. 在1934年出版的《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里，张东荪说‘马克思派的企图不但不会成功，其结果只弄成既非科学又非哲学的东西，终谓四不像而已’。3. 在1946年出版的《思想与社会》一书里，张东荪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民主的，结果必变成少数人的专政，而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除此以外，翦伯赞还揭发了张东荪私下里讲‘解放三年来一直觉得不自由’等言论。”

《新燕京》校刊特意把张东荪在《唯物辩证法论战》（1934年版）一书的题辞——“如有人要我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二者当中选择其一，我就会觉得这无异于选择枪毙与绞刑”重新公开。

这句话不是张东荪说的，而是英国政治理论家柯亨说的。张东荪抄录了这句话，表明他赞成柯亨的看法。这句“反动话”一公开，顿时像炸了锅一样，群情激愤。

第三，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必然结果。

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很早就有的想法。

1926年，毛在《中国青年》3月号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将中国社会各阶级划分为五大类：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是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知识阶级，而以“反动派知识阶级”为重点。

“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

1949年中共建政后，发动了几十场血腥残暴的政治运动，几乎每场运动都包含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951年11月30日，根据毛的指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进行初步思想改造的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在所有学校的教职员和高等院校学生中进行组织清理，清查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思想改造的具体作法是：按单位、部门，人人“洗澡”。每人必须反省自己的历史经历，深挖思想根源，作彻底的“自我批判”。对“落后分子”或“反动分子”则“组织火力”大加鞭笞，“批倒、批臭”。

张东荪祖孙三代都是知识分子，且张东荪一直对西方自由民主心向往之。张东荪，其长子、次子或留学东洋，或留学西洋，都属于毛所谓“反动派知识分子”。其孙子出生在这样的“反动”家庭，自然也是“反动派”。

结语

1949年中共建政前，高举“自由民主”的旗帜，反对“一党专政”，吸引了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以为中共建政后，一定会致力于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其中许多人，本可以选择到台湾、香港、澳门，或去国外，但是，他们选择了相信中共。

中共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大搞无产阶级独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其“继续革命”的重点对象。

胆敢不跟毛泽东保持高度一致、反对马列主义的张东荪，便成为毛杀鸡儆猴的第一批高级知识分子之一。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3/16/n1395190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