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陈寅恪曾经这样评价一个人：“论今日学术，公信为赤县神州文学、音韵、训诂学第一人也。”并夸赞他：“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

得到陈寅恪这么高评价的，是中国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1949年以前，杨树达是中华民国教育部部聘教授，那是当时中国教育界的最高荣誉，有此头衔的一共才45人，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

1949年之后，杨树达选择留在中国大陆，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师范学院教授等。

杨树达和毛泽东颇有渊源。1910年代，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书时，毛泽东正在那里读书，听过他的课，在生活上也得到过他的关照。中共夺权后，毛泽东继续和杨树达书信往来；毛回湖南长沙时，还去探望过他。1956年2月14日，71岁的杨树达病逝，毛泽东发去唁电，周恩来也送去花圈，追悼会开得非常隆重。当时，《人民日报》发悼文说：“71岁的确对他太少了！”

但是多年后，杨树达的小儿子杨德嘉却写文章说：“我认为父亲去世的时间，确实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子女都希望父母长寿，杨德嘉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

杨树达有6个儿子，2个女儿，其中不乏精英。但是他去世的第二年，1957年，一场反右风暴席卷中华大地，这个书香之家从此大祸临头。

长子杨德洪：“特务嫌疑”

据《杨树达儿辈们遭遇的“革命”》一文，杨树达的长子杨德洪曾留学美国，学习财政金融，毕业后受聘于美国一家银行，工作、生活条件都很优越。

中共夺取政权后，杨树达兴奋不已，一再写信动员儿子回国，为“建设新中国”效力。杨德洪也深受鼓舞，满怀报国之志回到上海。结果却落得“特务嫌疑”，长期被“控制使用”。

次子杨德骧：“右派分子”

杨树达的次子杨德骧，抗日战争爆发前考入清华大学，1939年从西南联大毕业。之后，他专攻水泥，对发展中国水泥工业做过重要贡献；1956年，被评为重工业部先进生产者，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高层的接见。

“反右”运动开始时，杨德骧是建筑材料工业部水泥局的高级工程师，也是建材部民主同盟分部负责人——既是高知，又是重要民主党派民盟的负责人，不正是被运动的目标吗？他直接被打成“右派”。

四子杨德豫：“右派分子”

杨树达的四子杨德豫，是中国著名翻译家，翻译、出版过《拜伦抒情诗七十首》，莎士比亚的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以及《湖畔诗魂——华兹华斯诗选》等。

1949年中共进驻北平时，杨德豫正在清华大学外语系就读，差一年就要毕业了，但是“为了新中国”，他决定抛弃学业，投笔从戎。

1957年，杨德豫在广州军区《战士报》当编辑时，在军区召开的座谈会上说了一段话。

他说：“上级派秘书处的处长来当报社的社长，他说报社最主要的任务是揣摩领导的意图，这完全是秘书处长的语言。秘书处是给领导服务的，就专门要揣摩领导意图，派秘书处长来领导报社根本不对头。”

他还讲，报纸可以批评领导干部，报社应该独立负责，编辑记者应该文责自负。

这些话被认为是要摆脱党的领导。于是，杨德豫被打成“右派”，降级、降职、降薪、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后被开除军籍，遣送湖南大通湖农场劳动改造。这个“右派”一当就是20年！

幼子杨德嘉：“右派分子”

杨树达的小儿子杨德嘉，1958年春任《新湖南报》农村部副主任时，被认为在工作中“坚持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猖狂反对省委”“反对报社党的领导”，也被打成“右派”，发配农村“劳动改造”了几年。1962年，因为他的一些老领导在衡阳地委工作，他设法调了过去，被安排当地委农村部的综合科科长。

1966年“文革”一开始，造反派给衡阳地委领导贴出的第一批大字报，就点了杨德嘉的名，说他们包庇、重用“右派分子”杨德嘉。随后，杨德嘉被揪出来，成为群众“专政”对象。

不久，在湖南省革委会筹备组一些人的支持下，原《新湖南报》的一批“右派”集中在长沙搞翻案，杨德嘉也积极参与其中。结果，案没翻成，反而惹来更大麻烦。

1968年9月13日，衡阳地、市军管会召开号称有10万人参加的“对敌斗争”大会。当场宣布拘留审查6人，其中包括杨德嘉，罪名是“右倾翻案的急先锋”。他被戴上手铐，在全市游街示众，之后，被关进监狱8个多月。

1969年5月20日，杨德嘉被押解到衡南三塘“学习班”，关了一年多后，转到衡阳地区卫生防疫站挖防空洞。

两个女婿：右派兼历史反革命

杨树达还有两个女儿，他们的丈夫也没躲过中共政治风暴。

杨树达的大女婿叫袁久坚。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兼“历史反革命”。原因是：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大学的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煽动下，举行了驱逐新校长、地质学家李毓尧的运动。当时，袁久坚选择站在李毓尧一边。中共当政后，这件事成了他人生的一大“污点”。在被反复批斗和侮辱人格后，袁久坚忍无可忍，自杀身亡。

杨树达的二女婿周铁铮是他的学生，古文根底很好，深得杨树达赏识。杨树达想把大女儿嫁给他，但大女儿嫌他是个“书呆子”，不同意。之后，杨树达将二女儿嫁给了他。

1957年“反右”时，周铁铮也被打成“右派”兼“历史反革命”。了解他的人都说，他只知读书、教书、写书，从不过问政治。他挨整的原因至今是个谜。

据说，曾经追求过他的一个女孩子，代他报名参加了“健新学会”。这个“健新学会”被认为是“反革命组织”，他因为“隐瞒”这段经历，被判刑3年，发配到西湖农场劳改。

杨树达的直系后代中，就有这么多人被整。要是看他的大家族，用杨德嘉的话说，被划成“阶级敌人”的那真是“数也数不清了”。

侄子杨伯峻：“右派分子”

杨树达的侄子杨伯峻，从小受教于他，后毕业于北京大学，是中国著名古籍学家，著有《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等。

1957年，杨伯峻在北大任副教授时，因反对汉字拉丁化等，成为北大中文系被揪出的第一个“右派”。杨伯峻认为自己说的是真话，不肯认罪，又罪加一等，成了“顽固不化”“不思悔改”的大右派。被批倒批臭后，发配到大西北的兰州大学任教。

两年多后，杨伯峻被调到北京中华书局工作。初来乍到，就有大字报点名批判他，接着开了一次批判会。他明白了，此时此刻，只有“低头认罪”的份儿，以最低调的行事方式，委曲求全，才能苟全性命。

外甥女彭慧：“右派分子”

杨树达的外甥女彭慧，既是中共党员，又是中国民主同盟会的盟员，还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她的丈夫穆木天，是中国著名翻译家、象征派诗人的代表人物。

中共当政后，穆木天一度成为“歌功颂德派”。但“反右”运动时，他讲了几句真话，就被认为是攻击北师大领导“不学无术，整人有术”，被打成“极右派”。彭慧被指“伙同”穆木天“向党猖狂进攻”，也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剥夺教职。“文革”中，他们被抄家、批斗。穆木天被关进“牛棚”，受到审查；而彭慧在一次批斗会后，晕倒在操场上，被人送回家。第二天中午，人们发现她已经死了。1971年，穆木天也在抑郁中病逝。

外甥女婿周汝聪：“反党宗派集团”成员杨树达的另一个外甥女婿周汝聪，是西南联大毕业的高材生。抗日战争时期，曾在中印缅战区的远征军中担任翻译，后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在中共进入长沙前，参与过“策反”湖南当政者的工作。

中共建政后，周汝聪在长沙工作过一段时间，郁郁不得志。因为和几个曾经一起干地下工作的党员干部接触较多，他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成员，后来在“文革”中，不堪受辱自杀身亡。

结语

杨树达一家才俊无数，却在他的学生毛泽东统治的共产中国，个个横遭厄运。

杨德嘉解释说，他认为父亲1956年去世，时间“最恰当不过”，是因为父亲如果活到1957年，看到家中这么多子、侄、女婿等被打成“右派、反革命”，他心里会极端痛苦，甚至会被活活气死。又或者，为人公正，敢于仗义执言的他，自己也会被划为“右派”，受尽凌辱。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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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5/27/n1400511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