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中共刚夺取政权，就发动所谓“镇压反革命运动”。毛泽东亲自设定杀人指标和比例，要求全国各地“大杀几批”。转眼间，一场腥风血雨席卷全中国，或有上百万人遇害。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中共这次、也是第一次大规模杀人运动。

可怕的“千载难逢时机”

中共建政初期，立足不稳、民心不服，一些地方爆发的反抗相当激烈。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开始“镇反”运动。不过，它当时没有全面镇压力量。到1950年6月，毛泽东仍在党内说，不可四面出击。

随着朝鲜战争爆发，朝鲜军队失利，中共准备出兵。毛泽东认为，放手“镇反”的机会来了。据中共党史记录，毛泽东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

为什么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呢？中共领导人刘少奇说得更直接。他说：“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命令东北边防军改组为志愿军，准备入朝参战。第二天，他就把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组长彭真等人叫到中南海，要求他们连夜起草一份镇压反革命的文件。10月10日，毛亲自主持通过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也就是“双十指示”，决定全面部署大规模“镇反”运动。

1951年1月，毛泽东明确表示各地要“大杀几批”，并特别对大城市的杀人行动发出指令说：各大城市除东北外，一般来说，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

之后，毛开始给各地具体下达杀人指标。

毛下达杀人指标

据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整理的史料，1951年1月21日，毛在给上海市委的电报中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

1月22日，毛对中共华南分局广东省的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

2月，在毛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

当时，中国人口是5亿5千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000人。

毛泽东直接推动和部署，迅速引起地方的反响。各地区及省、地、市的领导纷纷表态拥护，主动多报处决计划，但多数仍达不到要求。

1951年2月中旬，毛致电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

毛还说，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给饶漱石的电报，已杀72人，拟再杀150人，这个数目似太少。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紧接着，毛继续指示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广州、青岛、武汉以及其它省会城市“大杀几批”。

一再施压下，1951年2月17日，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指挥，北京市一个晚上就逮捕了675人，第二天公开处决58人。3月7日晚，又逮捕1050人，3月25日处决199人。

3月，天津市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份计划，准备在已处决150人的基础上，再处决1500人。上海市委向中共中央表示，要在已逮捕1068人和处决100多人基础之上，再捕1万人，杀3000人。

此后，上海仅1951年4月27日就逮捕了8359人，4月30日杀285人，5月9日杀28人，6月15日再杀284人，以后每隔几天就枪毙一批。到11月初，上海共处决了约2000人。

为落实杀人指标，毛泽东还指示，将批准处决的许可权由省级下放到地区级，甚至批准有些地方超过中央定的指标杀人。

滥杀成风

其实，“镇反”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滥杀倾向。

运动1950年3月开始，但直到近一年后的1951年2月21日，在数万、甚至数十万人头落地之后，中共政务院才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告诉民众谁是“反革命”。而且条例列出的12类所谓“反革命”，定义范围很宽，罪行界定没有严格的客观标准，并规定反革命都可以处死刑。这给冤杀无辜大开方便大门。

比如，郭国汀律师在《坎坷律师路：冤杀的“恶霸”》一文写道：福建长汀的郑冠岑，世代书香门第出身，受过高等教育，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毫无民愤或血债。只因为抗战期间做过三年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就被作为历史反革命逮捕，并硬是张冠李戴地被扣上他人的罪过。郑冠岑的案件既没有审判笔录，也没有检举揭发材料，更没有被告人的交代供述材料，甚至没有证人证言，只凭县公安局长一纸罪状，他就被轻易枪杀了。

又比如，香港武侠小说家金庸的父亲查（zhā）枢卿，梁羽生的父亲陈信玉，散文家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等，也在镇反时被杀。

还有242名国共内战期间“起义”、投诚、被俘的民国高级将领被杀，其中上将与辛亥革命元老4名、中将78名、少将159名。

原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尹曙生在《触目惊心的杀人运动》一文中写道：“当时全国党、政、军领导都在忙着杀人，而且是急急忙忙地杀人，有的人前一天被抓，第二天、甚至当天就被枪毙，夜里被抓，白天枪毙”，“在指挥镇反运动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中，普遍弥漫着左的情绪，要求多捕人，多杀人。”

广西柳州专区要求杀人口的千分之五，贵州省委要求杀千分之三。仅广西省委和公安厅当时的统计，在处决的人当中，可杀可不杀的人就多达约30%。

有意遮掩变大张旗鼓

1950年12月，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在高级干部会议上说：“如果每杀一人都要报导，在报纸上过多地宣传杀人，亦恐产生副作用，如可能使某些人怀疑我们‘杀人过多’‘行动过火’等。”

但是，到了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修改了这个指示。他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

之后，各地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公审大会，当场宣判，然后压赴刑场处死，有些人甚至就地处死。中共党媒体也予以大力报导。

“镇反”杀害多少中国人？

根据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已经抓捕150万，杀了50万，基本达到毛泽东要杀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

但是，杀戒一开，一些地方便杀红了眼，根本收不住。从1951年5月到1953年秋季镇反运动结束，全国又有20万人被处决。

1954年1月，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一份报告中说，全国共逮捕262万人，杀了71万2000人，是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三一。其中，有54.3万人主要在1951年2月至5月期间被杀，这个数字超过在国共内战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战死的人数总和（40多万）。

而实际上，遇害的人可能远不止这些。据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考证，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有人估计，实际被杀人数在100万到200万之间，甚至更多。

镇反的后果

古代新王朝建立后都大赦天下，收拾人心。现代民主国家建立后，都是努力设法使民众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但是中共当政之后，却是用大规模杀人来制造民众的心理恐慌。

大陆著名律师张思之在《我所经历的历史——反思始于疑》一文中说：“我亲眼见过的一次在土城执行枪决，枪决了70人。我眼见那被杀的、杀人的，都在发抖。开枪的都是新兵，他们的手都在抖。有的犯人都不止挨了一枪，士兵也害怕，打不准啊！那个场面是非常震撼人心的，招架不住，心里很久都过不来。”

一场镇反运动，鲜血染红中华大地，使中国人恐惧共产党。而此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共继续杀，继续加深人们的恐惧。这种恐惧感，至今仍深植在中国老百姓的骨髓之中。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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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8/3/n1404745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