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誉国际的斯洛文尼亚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Žižek）在中文世界也很有名，他的很多著作都被翻译成了中文。不久前，齐泽克发表文章，题目是“中国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将是我们的未来吗？ ”（Will our future be Chinese'capitalist socialism'？）。其中提到多年前一位认识邓小平女儿的中国学者告诉他的一个有趣的轶事。

据说邓小平临死前，他的一位助手问他：你认为你一生做的哪件事最重要？一般人恐怕都以为邓小平会说是他推动了中国经济开放这件事。殊不知邓小平却说不；邓小平说：“我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当（中共）领导层决定经济开放时，我自始至终顶住了那种要求同时也政治开放、实行多党民主的诱惑。”

我无法确认邓小平临死前是不是讲过这样的话，不过这句话倒确实很适合邓小平。当年，中共和苏共以及很多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一样都在推动经济改革，但是苏共和东欧的共产党改着改着就把共产党专政给改掉了；唯有中共在推动经济改革的同时却始终坚持了共产党专政，甚至通过经济改革重新强化了共产党专政。中国之所以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苏联东欧等共产国家的道路，邓小平扮演了最关键的角色。

因此，你要用推动共产国家搞经济改革这一点来概括邓小平是不准确的，因为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领导人也搞过经济改革；邓小平之为邓小平就在于：他在推动经济改革的同时又始终坚持共产党专政，在推动经济开放的同时又始终拒绝政治开放。因此，无论邓小平临死前是否真的讲过那句话，那句话确实更适合邓小平。

齐泽克也知道，在中共内部，要求政治开放的势力一度也很强大；中共的专制地位得以坚持下来并不是预先就确定的。共产国家搞改革，即便在初期只限于经济领域，也具有自掘坟墓的意义。因为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改掉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因此它构成了对共产革命以及共产党专政的釜底抽薪式的自我否定。过去，共产党压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宝就是给别人扣上“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一旦共产党自己就在心照不宣、路人皆知地走资本主义道路，带头当资产阶级，那么，它还有什么理由再去坚持什么共产党专政呢？这样，即便他们不肯主动的改旗易帜，那么至少，当其面对成千上万民众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实行自由民主的和平抗争，正如美国学者亚当．普沃斯基所说，“他们无法说服自己扣动手中的扳机”。

苏联和东欧就是这样走上和平民主转型之路的。中国呢？中国的邓小平是怎样顶住党内外要求政治开放的呼声的呢？答案是：“六四”。邓小平是用血腥的屠杀，残酷地压下了中国的自由民主力量，把中国引入了一条不同于苏联和东欧的道路。“六四”不只是一般的残暴，而且尤其是伤天害理。只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是中国特色，什么是中国模式；如果听任这样的“特色”和“模式”得逞，那对于人类的未来，将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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