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学领域颇有造诣，与陈寅恪、吕思勉、陈垣并称“现代四大历史学家”的钱穆，是另一位对共产党有着清醒认识的民国大师。

1949年春，钱穆到广州华侨大学任教。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在中共的蛊惑下，选择了留在大陆，但钱穆却决然前往香港。这又是为什么呢？

大陆《财经》杂志一篇文章提到他的回忆录《师友杂忆》中曾记述了一则往事：

1949年中共军队越过天堑长江，开始向江南挺进，知识分子面临去与留的两难抉择。以研治古典文学著名的钱基博先生的孪生兄长钱基成，劝钱穆留下来。钱穆问，君治古文辞，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基成先生不语。

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泽东之手。钱穆从文告中读出了世路英雄不能涵容万有之气，颇疑作为史学家的自己不能见容，所以转赴香港去了，而钱基博则选择了相信中共。两人其后的命运自然是大相迳庭。钱穆在香港创立书院，桃李满天下，钱基博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却在1959年的学界“拔白旗”运动中被大量焚毁，最终郁郁而亡。钱穆的洞察力令人叹服。

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的钱穆，即公开在校刊撰文，直指“本书院创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当时因有感于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刻意摧残本国文化，故本书院特以发扬中国文化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民主主义与极权斗争之下，中国青年在思想上应有正确的认识，以免误入歧途，既误其本身前途，亦遗害于国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

经过艰苦努力，新亚书院越办越大，钱穆又创办了新亚研究所。新亚书院及研究所培养了众多人才。

对于钱穆这样的大师，中共自然没有忘记统战。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派其老师吕思勉和其侄子钱伟长给他写信，劝他回到大陆。钱穆在回信中说，他看见冯友兰、朱光潜这两位朋友，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当中被迫写自我丑化的检讨，那样做如同行尸走肉，丧失了人的尊严，这是他万万做不到的。他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

同时，钱穆继续着书立说，严厉批判中共政权种种倒行逆施之行径。他在《中国思想史》中写道：“此刻在中国蔓延猖獗的共产主义，最多将是一个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尸。……大陆政权正如一块大石头，在很高的山上滚下，越接近崩溃的时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红旗多恐怖，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还有更恐怖的事。”可见，他热爱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而对毁灭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权丝毫不抱幻想。

1965年，钱穆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去马来西亚讲学。两年后，73岁的钱穆定居台北，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其后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六、七十年代，他在给台湾各军官学校做巡回演讲时，毫不客气的抨击中共对文化的摧残。

1986年，钱穆在文章《新春看时局》中，依然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因为这国号代表“从此以下，中国不由中国人自己领导，需改由非中国人如马恩列史来领导”；他更直言，此国号与共产主义不除，两岸不能谈统一。

1990年，钱穆去世，享年9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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