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28日，在“反右”运动中确立了自己权威的毛泽东，在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这样说道：有一个朋友说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还有一个右派说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轻视古董”……

1959年7月10日，毛在庐山会议的小组组长会上再次提到，只不过这次点出了名姓：“张奚若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呢？”

没觉得“好大喜功”不好的毛，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在城市，改造工商业，逼死众多资本家；在农村，推行农业合作社、集体化，使农民丧失劳动的积极性，农村一片萧条。更为了“超英赶美”，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其后就是三年大饥荒中饿死至少3500万人的惨剧。之后的文化大革命，同样害惨了中国人，并将中华文化彻底摧毁。毛的罪孽至今未被清算。

不过，毛提及的陈铭枢、张奚若又是何方人士呢？因篇幅原因，本篇先说说陈铭枢。

与中共勾结  反蒋失败 

1889年出生的陈铭枢，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并参加同盟会，其后加入国民政府军第四军，军长为李济深，陈铭枢为第十师师长，蒋光鼐为副师长。北伐期间，第四军屡有战功，被称为“铁军”。攻克武汉后，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陈铭枢任军长兼武汉戍卫司令，后被唐生智驱逐。

1930年，陈铭枢以十一军并联同其他力量，占据了广州，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之后参与中原大战，胜负皆有。第二年，陈铭枢离开广东，十一军改编为十九路军，参与蒋介石针对中共军队的第三次围剿，陈任右翼集团军司令。

“九一八”事变后，十九路军调防上海，陈铭枢任京沪戍卫司令。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的主角就是十九路军，十九路军也因此声名大噪。彼时因国民政府改组，蒋介石下野，陈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

“一二八”事变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后，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围剿中共红军。因对蒋不满，也是受中共宣传影响，陈发动“倒蒋”运动但失败，之后他卸职前往欧洲。经过半年多的思考，他决定走上“反蒋”的道路。

1933年5月，陈自法国抵达香港，密会了相识的中共党员梅龚斌，并将自己“准备联合各派力量，组织独立政府，反蒋抗日”的想法告诉了梅。经过双方密商，陈铭枢推动十九路军与对峙的中共红军合作，共同发动军事叛变。随后，潘汉年代表中共与19路军代表签署了协定。

11月，与中共勾结的陈与李济深等发动军事政变，在福州组建“中华共和国”，开始反叛国民政府。很快，蒋介石调动八个师进入福建镇压。由于缺乏其他力量的支持，政变失败。陈铭枢此后隐居于山野，但仍时时关注政局。

抗战胜利后，陈铭枢在1948年加入了亲中共的民主党派人士成立的民革，任民革中央常委。期间，他帮助中共说服了多名将领背叛国民政府，投奔中共，而这些人此后的悲惨遭遇证明陈罪过不小。

帮了中共不少忙的陈铭枢，也在1949年后暂时得到了中共的重用，曾任北京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中南农林部部长等职。陈也是全身心拥护中共。只是陈高兴的太早了，其后的遭遇证明他上了中共的大当。

给毛写信  支持其退位

中共在建政后，为了巩固一党专政，发起了一次次运动。陈铭枢也卷入其中，如在1952年毛痛批哲学教授梁漱溟时，与梁交情深厚的陈铭枢为梁仗义执言，因而在民革中央受到批判。

而针对知识分子的洗脑、针对胡风的批判等并未让知识分子真正臣服。于是，毛开始酝酿新的运动，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臭名昭著的“反右运动”。

1957年4月30日，毛在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整风问题，最后提出：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并说：要透点消息出去，否则老百姓不了解。

对于毛的说辞，中共党内反应相当谨慎，一些人猜测是与中共高层分歧有关。而党外人士，则出现了两种不同看法。一种是以黄炎培、陈叔通为代表的，他们上书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刘少奇、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不同意毛辞职，表示忧虑，主张慎重。

而相信毛的陈铭枢却直接上书对毛的去职表示赞成，认为这是消除个人崇拜，是礼让为国，并建议“暂息仔肩，以国事付刘、周诸领导人物”。他还举了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功成身退的例子，并提及德国俾斯麦向威廉一世提出辞职的理由：“在位日久，将易主观臆断，耳目失聪。一己为珍惜声名，事有未放手，对相随日久的人，因念其汗马勋劳，纵有不肖．不忍也不能去之。继起新锐，新铏初试，必能割此痈疽，一扫颓习，己则从旁监督，旨锐力于将来，更为有利。”

不知是否是出于天真，陈铭枢还对毛提出四点“规谏”：

一、您在最近讲话中，皆述及自己有好大喜功之处，我也有同感，希望能更加深入体察，以求究竟。
二、我感到您有时尚不免为喜怒所乘，在一个浪潮之下，轻易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固有地位。同样，有时被狡黠者乘您喜怒之际，俟隙淆乱黑白，投其所好。

三、您有时尚不免轻信干部的虚伪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

四、过分鄙夷旧的，但也值得商榷……。

黄、陈上书四天后，毛对他们的信件加了批注，重申不连任国家主席的意见，提出“可以考虑修改宪法”，并称“我仍存在，维系人民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行。”毛下令将此信及批注印发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党的八大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全国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 毛的批注暗示此举确实与高层分歧有关。

不过，毛对陈铭枢的上书却没有任何表态。这预示着陈的前景不妙，而根本原因是陈根本没有看透毛“以退为进”的两面嘴脸。

打成右派  落寞死去

很快，在毛反动的“反右”运动中，陈铭枢因为这封上书受到严厉批判，并最终戴上了“右派”帽子，被免除各项职务，仅保留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在家赋闲。要知道，毛怎会喜欢有人说他“好大喜功、喜怒无常、偏听偏信、鄙夷旧文化”呢？与黄炎培、陈叔通的上书相比，陈铭枢的确还没有看透毛，看透中共。

1958年12月，民盟中央曾召开过一次座谈会，会上传达了一份周恩来在前一天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讲话的主旨是中央赞成毛的选择，但陈铭枢给毛的信是“恶意污蔑”。周还称：“陈铭枢和其他右派分子，在当时以为有机可乘，如毛××退职，可以按照资产阶级的办法，来轮流坐庄。”“右派同我们是敌我矛盾，是怀有恶意的。黄、陈二老写信，表示忧虑，是出于善意，但这种忧虑是暂时的。”周内心究竟是怎样的想法，我们不得而知，但表面的文章却做的很充分。

而毛内心究竟是真退还是假退，后来的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毛在两年后卸去了国家主席职务，但终其一生，皆连任中共中央主席之职，再也没有辞职的举动，直至其死去。此后，毛几次拿陈铭枢、张奚若的言辞说事，也说明毛对此是耿耿于怀。

后来，陈铭枢检讨说：“那时，我正在读资治通鉴，受它的影响也大，因此不自觉地视毛××为汉文帝，而以自己的言行，自比于汲黯之戆。”

在家赋闲的陈铭枢自此潜心修佛，但仍偶尔表达对时政的看法。如对“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灾难，他便讥评道：“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他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是斯大林主义。”

1965年5月15日，陈铭枢因心脏病突发离世。一年后，文革爆发，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躲过了更大的劫难。他的友人、国学大师熊十力评价他：其一生言动，大概胡胡涂涂。遇事可能冲动，而实无多留恋。与人无少长贵贱，一律以自然待之。无城府、无分别。无道理的后生随意尔汝之，他亦无所觉……只是他是否曾后悔当年看走眼了中共呢？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8/6/9/n1047047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