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有着十分优良的“破格录取”传统。校长蔡元培支持胡适的建议,最后,力排众议将数学考了零分的罗家伦招进北大。
1917年,北京大学在上海组织了一场自主录取考试。当时,刚刚从美国回来的胡适先生也参与了阅卷工作,他负责国文阅卷。他看到一位叫罗家伦的考生,作文写得非常棒,便给了满分。可后来得知,罗家伦虽然国文很厉害,可数学却考了零分,而且其余各科成绩也并不出众。怎么办呢?胡适在招生会议上,力主“破格录取”这位偏科严重的考生。幸运的是,主持招生会议的校长蔡元培也支持胡适的建议,最后,力排众议将数学考了零分的罗家伦招进北大。
事实证明,蔡元培和胡适的决定是正确的。罗家伦不但成为“五四运动”的得力干将,1928年,还以北伐少将的身份,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改组后的国立清华大学首位校长。
胡适“破格录取”的不仅是罗家伦一位。1933年,“合肥才女”张充和报考北京大学。四门功课中,张充和除了数学为零分,其余三科都考得很好,总分超过了录取线。但是,那时候北京大学出台了一项规定,数学为零者一律不准录取。当时胡适已经担任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他很喜爱张充和的才华,当即向数学评卷老师提出请求,请他无论如何在张充和的考卷上找几分。可这位老师也很坚持原则,坚决不改。胡适就跑到校务会上去闹,最终北京大学将张充和录取才算了结。张充和也成为当年北大录取的两名女性之一。
北京大学这种“不拘一格录人才”之风,甚至也感染了清华大学。作为“破格录取”的受益者,罗家伦在清华大学也“破格录取”了不少大师级人物。
1929年,钱钟书报考清华大学。虽然国文、英文考得不错,但数学只考了15分(另有一种说法是考了零分)。后来,已经成为大师级的钱钟书回忆,“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及英文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
鞠躬是必须的。而且我觉得,所有看过《围城》的朋友都应该对罗家伦校长心存感激之情。
1931年,吴晗报考清华大学,数学成绩比钱钟书更烂,他是货真价实的零分。如果放在今天,吴晗连普通大学的录取线都达不到,可他有幸生活在民国时代——他被清华大学录取了。
事实上,“破格录取”之风在民国初期的大学堪称普遍。民国时期,北大清华这样的知名高等院校,能够破格录取罗家伦、吴晗这样的“偏才”、“怪才”,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当时,因为历史和现实原因,全国并没有组织统一考试,这些高等院校拥有自主招考权,所以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录取一些优秀人才。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自科举制度废除以后,中国的中学教育发展缓慢,与相对快速发展的高等教育不相匹配,这也造成优秀的中学毕业生较少,为高等院校的“破格录取”创造了条件。僧多米少,只能吃稀饭;僧少米多,大家便有干饭吃。此理古今同。
当然,现在的中国也有所谓“破格录取”,比如“保送生”制度。可这种制度之下,录取的依然是那些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他们就算通过正常途径,也可以考入名校。“保送”他们,实属“锦上添花”之举,完全失去了“破格录取”的“雪中送炭”本意。
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民国时期“破格录取”的对象,基本上都是寒门学子,无权无势。“不拘一格录人才”的校长和教授,看中的是真才实学,而不是他们的身份。因此,哪怕稍有偏科,也愿意向他们打开校门;而在现在,“破格录取”的对象,多是权势阶层的后代——这种向权力定向的“破格录取”,使人在诟病和鄙视之余,更添对以往时代的向往和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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