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洞悉马列危害
知识渊博，通晓二十多种文字，与梁启超、王国维并称“清华三巨头”， 且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的民国大师陈寅恪，据考证，可能是最早读过德文原版《资本论》的中国人。
抗战期间，陈寅恪在成都病榻上曾与自己指导的燕京大学研究生石泉谈到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时说：“其实我并不怕共产主义，也不怕共产党，我只是怕俄国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从外国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刻就去图书馆借阅《资本论》。因为要谈革命，最要注意的还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在欧洲是很明显的。我去过世界许多国家，欧美、日本都去过，唯独未去过俄国，只在欧美见过流亡的俄国人，还从书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国沙皇警探的，他们很厉害，很残暴，我觉得很可怕。”
然而，陈寅恪没有料到的是，几年后，以俄国人为师的中国共产党的可怕已然触手可及。愤懑之余，因种种原因滞留大陆的陈寅恪于1950年前后曲笔写了一首《经史》的诗来表达自己对马列主义危害的认识。诗中写道：
虚经腐史意何如，溪刻阴森惨不舒。
竞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
这首诗陈寅恪引经据典，还着实让人费解。后经几位学者多番揣摩考证，终于了解了诗的真意。
第一句中的“虚经”，指的是1938年起出版至斯大林逝世，在苏联重印三百次、发行四千二百万册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它被称为“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腐史”通常指西汉史家司马迁受腐刑后写成的《史记》，诗中暗示苏联学者是在严刑胁迫下写成的。也正因为此，书中颠倒黑白，美化苏联30年代的集体化和大清洗，为斯大林镇压、流放上千万老党员、干部和农民的罪行歌功颂德，自然难免充满阴森之气。
“溪刻”用的是《世说新语》中的典故，指陈仲子行为“苛刻”，暗讽马列思想对人残酷。显而易见，陈寅恪认为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十分严酷可怕。
第二句“‘鲁论开卷语’指《论语》开卷《学而》篇首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全句是说大学师生忽然异口同声，人人谈学习，个个学马列。“说瓜千古笑秦儒”是指秦始皇时为坑杀儒生，“密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此句即是说当时的知识分子为中共一网打尽而不自知。
全诗大意就是：马列主义教条禁锢个人生活与思想的自由，知识分子竞相学习马列主义，其实是自投罗网，尽入统治者的彀中。可以说，《经史》一诗是陈寅恪对后来盛行的政治学习的表态之作，之所以曲笔，自然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政治冲击。
而当时的现实正如陈寅恪诗中所描述的那样，五十年代初，中共统治大局已定后，全国知识界开始了思想改造，从1951年9月下旬，中共强迫大中小学教师职员和专科以上的学生交待自己的历史，清理其中的反革命份子，而采用的手段皆来自于延安时期的中共整风运动，比如疲劳战术，会议仪式和群体压力等。一些知识分子不堪压力，或择了自杀或者逃离大陆，而更多的知识分子则通过思想改造运动，接受了效忠的对象是中共和毛泽东。从此，人人言必称马列，著述以引用马列及毛泽东著作原文为荣。由于朝鲜战争，这一改造运动暂时中止，但几年后，中共掀起了对知识分子的更大的摧残运动：反右。
1953年11月，陈寅恪的弟子、业已被中共思想改造过来的汪篯到广州劝其北上，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对他甚是反感，他告诉汪篯：“做学问，不应有‘在某某主义或某某思想的的指导下’这种定语，凡有这种定语的都不是真学问。”“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对于中共“大人物”的邀请书信，陈寅恪请夫人唐筼执笔回复，提出了赴任的两个条件：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即毛泽东)或刘公(即刘少夺)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当时，有学生劝说陈寅恪不要这样做，他却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我只想为学术领域留一块净土，自从我为王国维作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陈寅恪对马列主义的这些言论和态度，正可与他的《经史》相互印证。
1957年陈寅恪在给朋友刘铭恕的信中有云：“弟近来仍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明清间诗词，及方志笔记等）。固不同于干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试想太史公和冲虚真人都是老古董，怎么忽然变成了“新说”？
当代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看出了此中真义：太史公是司“马”迁，冲虚真人是“列”御寇。陈寅恪其实是说，他研究历史决不用“马列主义”啊！此陈寅恪之所以成其为陈寅恪也！由此亦可了解陈先生曲笔所写的《经史》一诗对马列主义危害的深刻认知。可叹的是，陈寅恪最终还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傅斯年认为共产党是祖传的流寇
民国国学大师傅斯年（网络图片）
可以说，傅斯年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当之无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师级人物，有人甚至将其与陈寅恪相提并论，而他刚烈、嫉恶如仇的性格，更是在知识分子中少见，人送“傅大炮”的称号。傅斯年一直对苏联和中共没有好感。1932年他在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开称共产党 “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他宣称：“因为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反共反苏。我不能用共产党的方法反对共产党，因为若先向共产党拜了老师，用他那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则自身先站不住，反共之结果，只有替共产党扩张势力耳。”在其眼中，中共与苏联是不可分割的，中共紧随斯大林搞专制，因此一旦共产党执政，社会秩序就将大乱，甚至人民的自由也会被剥夺，文化变成沙漠，等等。
当傅斯年看到许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激烈的左派分子时，十分不安。他曾与别人说过这样的话：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
抗战后期的1945年7月1日，傅斯年与黄炎培、章伯钧等一行中国民主同盟成员6人乘专机前往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自到机场迎接。毛除宴请所有人之外，因曾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的缘故，还拿出一个晚上与傅斯年交谈。傅斯年亦有机会参观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马列主义学院等机关，并见到了中共的历史学家范文澜。
与黄炎培称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不同，傅斯年则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回来后曾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几次说过，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在同毛的谈话过程中，发现其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的非常熟，而他正是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认为毛不过是“宋江一流”。
正是因为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有着清醒的认识，傅斯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离开大陆，并出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2月，因突发脑溢血去世。
钱穆称中共是“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尸”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网络图片）
在史学领域颇有造诣，与陈寅恪、吕思勉、陈垣并称“现代四大历史学家”的钱穆，是另一位对共产党有着清醒认识的民国大师。1949年春，钱穆到广州华侨大学任教。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在中共的蛊惑下，选择了留在大陆，但钱穆却决然前往香港。这又是为什么呢？大陆《财经》杂志一篇文章提到他的回忆录《师友杂忆》中曾记述了一则往事：
1949年中共军队越过天堑长江，开始向江南挺进，知识分子面临去与留的两难抉择。以研治古典文学著名的钱基博先生的孪生兄长钱基成，劝钱穆留下来。钱穆问，君治古文辞，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基成先生不语。
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泽东之手。钱穆从文告中读出了世路英雄不能涵容万有之气，颇疑作为史学家的自己不能见容，所以转赴香港去了，而钱基博则选择了相信中共。两人其后的命运自然是大相径庭。钱穆在香港创立书院，桃李满天下，钱基博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却在1959年的学界“拔白旗”运动中被大量焚毁，最终郁郁而亡。钱穆的洞察力令人叹服。
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的钱穆，即公开在校刊撰文，直指“本书院创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当时因有感于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刻意摧残本国文化，故本书院特以发扬中国文化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民主主义与极权斗争之下，中国青年在思想上应有正确的认识，以免误入歧途，既误其本身前途，亦遗害于国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
经过艰苦努力，新亚书院越办越大，钱穆又创办了新亚研究所。新亚书院及研究所培养了众多人才。
对于钱穆这样的大师，中共自然没有忘记统战。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派其老师吕思勉和其侄子钱伟长给他写信，劝他回到大陆。钱穆在回信中说，他看见冯友兰、朱光潜这两位朋友，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当中被迫写自我丑化的检讨，那样做如同行尸走肉，丧失了人的尊严，这是他万万做不到的。他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
同时，钱穆继续著书立说，严厉批判中共政权种种倒行逆施之行径。他在《中国思想史》中写道：“此刻在中国蔓延猖獗的共产主义，最多将是一个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尸。……大陆政权正如一块大石头，在很高的山上滚下，越接近崩溃的时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红旗多恐怖，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还有更恐怖的事。”可见，他热爱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而对毁灭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权丝毫不抱幻想。
1965年，钱穆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去马来西亚讲学。两年后，73岁的钱穆定居台北，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其后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六、七十年代，他在给台湾各军官学校做巡回演讲时，毫不客气的抨击中共对文化的摧残。
1986年，钱穆在文章《新春看时局》中，依然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因为这国号代表“从此以下，中国不由中国人自己领导，需改由非中国人如马恩列史来领导”；他更直言，此国号与共产主义不除，两岸不能谈统一。1990年，钱穆去世，享年96岁。
结语
三位大师虽然都洞悉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危害，但不同的选择让他们今后也有了不一样的人生，留在大陆的陈寅恪的命运最为凄惨。而有意思的是，傅斯年、钱穆是毛泽东公开点名批评的几个著名文人之一。1949年8月，毛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称他们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控制”的“其中的极少数人”，原因大概就在于他们拥有洞穿共产党的慧眼而让毛无比愤恨吧。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8/5/9/n1037767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