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中共官方公开的论述中，有关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大都说成是在“四清”运动中的“深刻分歧”，然而事实上，他们在意识形态上高度一致，毛所批判的刘少奇的观点和方法，其实都是经过毛认可并大力提倡的，与其说毛是因为与刘有“重大理论分歧”而对刘不满，还不如说是毛因为对刘不满而制造出“重大理论分歧”，他们之间的矛盾其实有更为实质的原因……

“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

1964年3月3日，毛泽东与林彪密谈，据已解密的《林彪日记》记载：“毛瞩：要我关注政局在变化，要我多参与领导工作。又问：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毛认为他被人架空，这个人是谁？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6月8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言，他说：“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真的，一种假的。”“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将来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毛不断地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似乎这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在这次会议上，毛还说：“有许多事情我们事先料不到。比如，苏联出修正主义，也是料不到的一件事呀，它就出了嘛。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嘛……中国一定要出赫鲁晓夫？不一定。有两种可能。出了也不要紧。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1]

农村四清以来，毛多次号召各级领导干部下去抓四清，可是迟迟推不动，没人主动要求下去。6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强调各级负责干部都要亲自下去蹲点，参加四清运动。并叫组织部长安子文具体安排，如果“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于是，仅在京的中央机关和国务院机关，司局长以上干部就下去了1000多人。

在11月底的一次会议上，毛带生气的口气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刘少奇没有听懂毛泽东话中弦外之意，回答：“我搞不来这么多，‘四清’我管，‘五反’富治、彭真多管，经济工作由小平、总理管。”[2]

“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效仿苏联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

就在此时，赫鲁晓夫下台了。苏联新领导人把赫鲁晓夫下台的事在公开宣布前先通知了中共。

苏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回忆：“我到毛住处大约是晚上11点，毛听到消息后，沉吟片刻说：‘你们做得好。但是还不够。’又说：‘还有些事你们要改，你们主席团还没有都做到。’毛要苏联改变党纲，否定对斯大林的批判。”契尔沃年科认为，只要毛在台上，中苏改变关系前景黯淡。苏联人认为，毛泽东是中国的斯大林。斯大林从苏联来到了中国，同“斯大林”领导下的中国改善关系绝无可能。

1964年11月7日，克里姆林宫举行“十月革命”节招待会，中共派周恩来、贺龙率代表团出席。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带着中文翻译，走到周恩来跟前说：“俄国人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泽东，不要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的关系。”周恩来勃然变脸，对马利诺夫斯基说：“你的话我不懂。”立刻转身走开。马利诺夫斯基又转向贺龙，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效仿苏联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马利诺夫斯基还说：“我穿的元帅服是斯大林的狗屎，你穿的元帅服是毛泽东的狗屎。”贺龙跟他争执起来，随即中国代表团离开宴会大厅。

第二天，勃列日涅夫率领4位苏联领导人来到中共代表团驻地，周恩来正式提出抗议。勃列日涅夫道了歉，说马利诺夫斯基喝醉了，不代表苏共中央。

周恩来回国后向毛汇报了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话，毛疑心大起，怀疑中共高层有人跟苏共合谋推翻他。对毛来说，只要苏联不插手，中共党内什么样的反对派他都不怕，苏联一插手，和中共党内的人里应外合那就难说了。他心情紧张，脾气变大，总是担心有人要下手搞掉他。白天吃不好饭，晚上睡不好觉。

从外蒙古到北京有500公里，一路都是平原，中国没有反坦克的重型武器，无法阻挡苏联的坦克进攻。毛下令，中国军队在外蒙古通向北京的路上大筑“人造山”。这些“人造山”每座高20至40公尺，正面宽250至400公尺，纵深120至220公尺。在山里头建造这些钢筋水泥工事，是想利用这些人造山挡住苏联坦克的进攻。

毛、刘的表面分歧

1964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和研究社教运动中的问题。刘少奇主持。邓小平认为这是一般的汇报情况，不大重要，就对毛说：“毛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了。”毛不满意，隐忍未发。

12月20日下午开会，继续讨论社教问题。毛同刘少奇在会上发生冲突。争论的焦点是“四清”运动的重点指向问题。

会议开始，毛要刘少奇先讲话。刘少奇从蹲点问题讲起，他说，农村当前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到会的另几个人也这样讲，说农村已形成富裕阶层了。毛不同意，他主张要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层层都要整，直到中央。他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

刘少奇说：“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干部。有的干部出身好，犯有四不清错误，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被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的地富当了权的。”

毛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的当权派。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也算，过去共产党变了质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然无法，不整党没有希望。”

刘少奇又把话题拉到主要矛盾问题上，他说：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各种矛盾交叉，说主要矛盾是四清四不清，行不行？

毛强调：“首先要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接过刘澜涛分析农村坏干部的话题说：“杜甫一首诗中有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话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擒不了大的。”毛泽东又说：“一个省委、一个地委、一个县委、一个公社党委、一个支部党委员会，抓住这个东西就有办法。”

刘少奇没有等毛话说完，就接着说了一大篇不同意毛的话，强调说：“不能把什么问题都说是反社会主义性质、是敌我矛盾。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张霖之是煤炭工业部部长，就凭毛的这一句话定了性，文革初期，张霖之被造反派活活打死。

毛泽东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别的什么性质？”

刘少奇：“总不是什么都是反社会主义。”

毛泽东：“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

刘少奇：“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不是一个敌我矛盾就解决问题。”[3]

总之，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开始公开化。刘少奇认为四清运动的重点在基层；而毛泽东认为，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当时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敌我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则表示，运动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反对把一切矛盾都上升为敌我性质。但这只是毛刻意制造的表面原因。

会议期间，毛泽东找张平化问及华国锋的表现。张说：华国锋是个事务主义者，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老好人，不会搞偏的。毛说：“社会主义革命正需要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这样的好同志不多。我见到阳奉阴违的人就讨厌，他们喜欢搞自己的一套，修正主义的东西”。当时人都知道，这后两句话隐射的就是刘少奇。（待续）

注释：

[1]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4年6月11日。内部资料。

[2]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64年11月25日。内部资料。

[3]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64年12月20日。内部资料。

（编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纪元特约作者从中共党史机密档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无法一一注明出处，大纪元将在适当时机公布信息来源。）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7/8/30/n958019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