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全称为《忠义水浒传》，讲述的是一百零八位星宿神君，秉承天意，随一道黑气自地底涌出，化作金光转生人间，成为一众梁山好汉，演绎了一出交织着拳脚与刀剑的官民正邪之战，留下了一段赤胆忠魂的传奇和令人赞叹的忠义豪情。

这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汉虽然出身各异，只因官场黑暗、世道险恶才不得已落草为寇，但正如梁山泊忠义堂中那块确定梁山好汉次序的石碑上所写的那八个字：替天行道，忠义双全，他们反叛的目的就是扭转宋朝官场的奸邪环境，恢复政治清平、百姓安居的王道仁政，并为此不惜以身犯险，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顺应天意，锄强扶弱、惩恶扬善。

也因为他们秉承着天命，所以上天不仅赋予了他们非凡的武艺，而且时时看护、助力着他们。武松醉酒打虎，鲁智深倒拔杨柳，林冲棒打洪教头，戴宗日行八百里，公孙胜祭风摆阵法……高强的武艺让他们可以完成使命。

而梁山首领宋江两遇九天玄女的情形，则是上天看顾他们的明证。第一次，他在家乡被追兵围捕，躲入古庙藏身，追兵数次搜寻，几乎将他捉拿。结果，不是黑尘迷眼，便是怪风乌云袭人，追兵以为冲撞了神明，最终落荒而逃。

而宋江于睡梦中，魂游天际，由仙童引路拜见玄女，不仅得知前世因果，并领受偈语与天书三卷。而第二次梦遇，更是在宋江攻辽无计可施时，玄女亲授破阵之法，助其克敌。在宋江的梦境中，玄女曾谆谆告诫，务要“辅国安民，去邪归正”，此后方可顺利重登天界。这也是后来为何宋江在完成使命后，归顺朝廷的根本原因。

更为神奇的是，当众头领齐聚梁山时，顺天敬神的宋江又大做“罗天大醮”，报答神明庇佑之恩，并超度无辜被害之人。上天为之感动，一块巨石从天而降，确立梁山好汉立身之本及尊卑次序。

可以说，梁山好汉个个轻生死重义气，唾弃贪官污吏。比如宋江，原在山东郓城县当押司，刀笔精通，并爱习枪棒。平生喜好结识江湖好汉，为人仗义疏财，扶人之困，因此闻名山东、河北一带，人呼为“及时雨”；又以大孝驰名，因面黑身矮，人家都唤作“孝义黑三郎”。

再如梁山义军前期领导人，绰号“托塔天王”的晁盖，豪爽豁达，勇武果断，仗义疏财，爱结识天下好汉，兼之武艺高强，因此遐迩闻名。他智取生辰纲后上了梁山，并梁山泊主。其后， 他把劫得的生辰纲及自家财物分给众人，并整点仓廒，修理寨栅，打造兵器，训练士兵，严明纪律，使山寨一再打败官军围剿，日益兴旺，为梁山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水浒传》这样一部讲述梁山好汉承天命、演绎忠义豪情的小说成书后，多次被禁。明崇祯年间，各地起义此起彼伏，大臣左懋第向朝廷建议，《水浒》是本诲盗之书，教坏百姓，让其造反。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令全国各地收缴《水浒》。清朝时，基于同样原因，《水浒传》一直列于禁书榜单，只是时松时紧。不过，《水浒传》依旧在民间广泛流传，许多内容被改编成各种戏剧、地方曲艺，尤其是其中的轻生死重义气，敢作敢为，劫富济贫乃至“忠君反贪”等思想，对民众影响巨大。

中共建政后，尽管先后对《红楼梦》、《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予以批判，但对《水浒传》的批判则与毛的态度密切相关。上个世纪50年代，中共主流看法是《水浒》是描写歌颂农民起义的，所以受到吹捧。文革时期，《水浒》先被当作封建文化的糟粕弃之毁之，后来在毛的指导下又获“重评”。文革后期，毛下指示开始批《水浒》。2009年《文史精华》第12期的一篇文章讲述了毛和中共批判《水浒》的来龙去脉。

事实上，毛泽东自少年时就对《水浒传》情有独钟，并认为该书对其影响最大，其书房和卧室中放有12种版本的《水浒传》。毛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水浒》要当做一部政治书看。”这大概可以解释毛为何常常在其文章和言论中加进《水浒》的内容和自己的理解。

林彪出事后，毛的心情一直不太好，他曾借用《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的篇章明示“堡垒从内部攻破”，以此来隐喻其对中共党内高层的担心。

1975年5月，患有白内障的毛为了避免用眼过度，让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给自己物色了一个“讲史”人选，帮他读书。北大中文系44岁的芦荻被选中。芦荻被安排住在距离中南海约500米的地方。有时夜间11点,有时凌晨两三点,只要秘书一个电话,她就要骑自行车赶过来。8月13日凌晨2时，芦荻又接到电话，在这次对谈中，毛和芦荻谈起了《水浒传》。芦荻将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并得到了毛的认同，这就是毛的著名的“《水浒》批示”。

批示中称：《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对《水浒传》的评价，显然是基于其阶级斗争的理论，也是对书中梁山好汉承天意、演绎忠义豪情的歪曲。简而言之，就是：《水浒传》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宋江所执行的是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否定了晁盖的革命路线。晁盖和宋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宋江上山以后就排斥晁盖，而且108人就没有晁盖的名字、没有他的地位。

毛的这番批示在第二天被发到了中共宣传口。当时主管宣传口工作的是姚文元。姚文元马上向毛提交了一份报告，表示关于《水浒传》的评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因此他提了三点建议：将指示印发给政治局委员，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找出版社做好三种版本的印刷和评论。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传》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

由于姚文元的建议符合了毛始终倡导的文化批判,毛决定将评《水浒》作为当时正在开展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组成部分，当即批示“同意”。经过姚文元等人的精心策划，一场批判《水浒传》的运动开始了。

8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8月28日,《红旗》杂志登出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8月30日,《光明日报》发表梁效的《鲁迅评〈水浒〉评得好》。8月31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位置和二版的整版篇幅,转载了经姚文元亲笔修改的《红旗》杂志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以及署名“竺方明”的、实际《人民日报》御用班子撰写的长篇文章《评〈水浒〉》。

9月4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又说:“我们要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上海《文汇报》也遥相呼应:“宋江用两面派手法夺取革命队伍中的领导权，今天的修正主义者也是这样做的。”

从1975年8月底起,短短几天,全国就掀起了大批判浪潮，报刊上评《水浒》、批《水浒》、反“投降派”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据不完全统计，几个月时间共发表批判文章2000多篇；北京、上海及各省出版各类版本《水浒》几万部。

中共批判《水浒》的真正用意是什么？当时日本《每日新闻》刊登驻京记者的评论说:“这次对《水浒》的批判，显然是超越文艺的范围而进行的‘新的思想斗争’。”有人指其重点是批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高官，将他们打成“现代投降派”，影射他们架空毛。不管这是毛的真实用意，还是江青、姚文元的借题发挥，都折射出了彼时中共高层的纷争依旧很激烈，以及毛对权力的担忧。

1976年1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署名尹铭的文章《评〈水浒〉的现实意义》，首次将与“反击右倾翻案风”及嗣后直接的“批邓”结合起来。邓小平对此也曾进行了反击，并在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等人开会时表示，毛的指示只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胡乔木随后按照邓的意见，组织写评论《水浒》的文章。但在邓被不指名地说成“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而再次被打倒后，相关文章也没了下文。

毛死后，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中共又恢复了对《水浒传》的主流看法，只是绝口不提小说中传递的承天命的思想，以及对忠义豪情的赞颂，原因就在于中共从来就是一个反天、反地、反人类、反传统文化，信奉无神论的政党，如果让人们都信仰神佛，遵循传统的道德观念，中共岂有在中国的立足之地？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9/11/17/n1166099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