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狭义五四理应拒绝广义五四

狭义五四运动乃指发生于1919年5、6月间的中国民众采取各种行动，来行强烈抗议日本政府强迫北洋政府接受让渡山东、南满、东蒙部分主权的“二十一条”的运动，既不牵涉此前的反封建新文化运动，也不牵涉此后的推广马列主义运动。狭义五四运动加上后二运动曾被中共政治精英生编硬造称作广义五四运动。事到如今，这锅生米似乎已经煮成熟饭，中国知识精英几乎全部萧规曹随，鲜生疑问。

走笔至此，笔者认为必须重新界定狭义五四运动的起讫。既然狭义五四运动起于北洋政府联合全国民众抵制日本的“对华要求二十一条”（简称“二十一条”）的提出（导致了《中日民四条约》的签订），那它就应该止于“对华要求二十一条”的撤回。这样，日本政府提出“对华要求二十一条”的日子，即是1915年1月8日，就应被定为狭义五四运动的起日；狭义五四运动的讫日，就应被定为作为“巴黎和会”的补充“华盛顿海军会议”逼迫日本政府撤销“对华要求二十一条”的1922年2月4日。起讫时长7年又28天。在这2583天当中，中国朝野抵制日约、日货活动从来没停止过，有人为此献出生命，可歌可泣；史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忽视了发掘此期北洋政府为抵制“对华要求二十一条”而进行的频繁外交活动，一定有的；不是有过三国干涉还辽的以夷成功制夷的先例吗？北洋政府、中国民众没有制衡武力充当后盾，为其所用得获成功外交手段，乃为“借盟制霸”（旧译“势力均衡”于此不确）或曰“以夷制夷”以及“民意汹涌”。过去称北洋政府为“卖国”，将“爱国”桂冠仅仅留给“全国民众”，属于百年严重误导。在此框架之下，1919年5月4号于北京、6月3号于上海发生的民众抗议“对华要求二十一条”、“巴黎和会偏袒日本”游行示威活动，可以另外称为“五四事件”、“六三事件”，以与“五四运动”区别开来，虽然二者也是五四运动的核心部分。社会科学要比历史学科严谨，它不能同意将旨在取消“对华要求二十一条”的“五四运动”与推广解噬主义（旧译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运动搅和在一起。众所周知，没将两种元素彻底分离，就永远不能测探而出其中任何一种元素独有理化性质。社会科学既然是科学，或者志在向自然科学看齐，就得遵循科学原则。

＊华盛顿海军会议 （Washington Naval Conference），是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中国九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国际会议。1922年2月4日，中日两国在华盛顿签订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条约规定：日本将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该地全部开为商埠；原驻青岛、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日军应立即撤退；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中国等。虽然附约给予了日本人和外国人一些特权，但是中国通过该条约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

笔者将于下一系列《五四三位一体合是百年造假开端》来翻此案。不过，作为铺垫，现今系列必须先对“狭义五四运动纯属民间自发运动”一说来做否定。有此铺垫，读者方能弄清狭义五四一度变为广义五四因何缘故。

二、本文标题为啥使用“俄”字

“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1922年12月30日由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外高加索联邦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合并而成，至1991年12月25日解体的所谓社会主义联邦制国家。1919～1922年间的俄国称作“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之前称作“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故而时跨基本为1917末至1920年末的本文，主使用“俄”字，次使用“苏”字。

连国名都给去掉本名，实属古今中外罕见，此种作法应是为着将来并入欧亚诸国而行预留——所以出现毛泽东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张国焘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事实证明，国际主义迄今尚自不能取代民族主义；是否将来也不能够取代，不能断言——可别忘了：周朝天子迭次讨伐不义诸侯之时，各诸侯国民众便有“奚后我？”（周天子为啥不早来救我们啊？）之吁叹。笔者认为，对于出于真心或者一度真心信服国际主义之人，不能称作“俄奸”、“汉奸”、“X奸”。例如，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就曾反对将民族国家视为独大的人类体制，而将家庭、民族、国家的界限视为人类进化的障碍，主张成立世界联邦；又如，笔者曾经问过一位在列车上背诵圣经的东北妇女：“那您是听耶和华还是听共产党的呢？”对方回答得滴水不漏：“耶和华授权共产党统治中国，听共产党就是听耶和华的。”你能称基督徒为“X奸”吗？“苏维埃”者，在俄文里是“代表会”（原欲模仿巴黎公社领导机构）的意思，真“民主”啊！

三、何谓“权力”何谓“威权”

何谓权力？笔者在此采用由美国学者达尔给出的，业已流行欧美已成通识的一种系向人际关系的定义：“A对B的关系达到A能迫使B做某事的程度而反过来B对A却不能这样做，这就叫A对B拥有权力。”由于A对B行使权力可以用强制性的压服办法，也可以用感召性的引导办法，于是就有了两种权力形式，前者称之为硬权力，后者称之为软权力。硬权力就是威权。并非所有的权力都是威权。例如埃及艳后施展魅力，先后令罗马统帅凯撒和安东尼听命于她——后者甚至曾将罗马帝国部分领土赠给艳后与其前夫所生儿子，凭借的便不是威权，而是色权；父母对儿女的权力亦非威权，而是生权；不过，没有先天血缘关系的夫权肯定杂有威权（联想家暴）；若无民主法治的约束，财权与威权（又称官权）天然具有相互勾结，共同敛财的倾向——在财权眼里，官权是一种大有赚头的可租商品，等等。何谓威权？威权就是基于武力或者暴力的权力，通常由政府拥有。北洋政府属于威权，日本政府属于威权，美国政府属于威权，苏联政府属于威权，政教合一属于威权；国联却不属于威权，它没有军队、警察，不是世界政府。持械抢劫之人、民团土匪黑帮、各种起义武装之类也属威权，但在合法政府眼中它们自然属于非法。

四、袁世凯泄密以激起民愤

日本出兵占领青岛胶东，1915年1月便向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大总统袁世凯询问陆军总长段祺瑞，如行军事抵抗可以维持多久。段氏立即回答：仅仅48个小时。袁氏只好另做打算。依照他的经验，坚持“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立场的欧美列强，对于日本企图独占中国决对不会袖手旁观，而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条”时，也因担心招致他国的警惕和干涉而要求中方严格保密。袁氏窥破这一点，有意将“二十一条”条款内容泄露出去，以实现其借助外力以牵制日本的方略。于是，得到消息的列强各国乃纷纷对日本提出责问，使日本处于十分被动难堪境地，其中尤以美国为烈。列强之态度，对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和嚣张气焰，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遏制。

另一方面，对于国内舆情民意，袁氏也做了有限利用：暗中授意某些报刊披露有关日本提出“灭亡中国”条款的消息，刊登一些爱国反日言论的文章，藉以鼓动各界发起抵制日货与救国储金运动，用民气来削弱日本政府的立场，为政府交涉提供凭借。于是自“二十一条”消息传播开来之后，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奉天、吉林、哈尔滨等地先后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并迅速蔓延至全国，致使日本对华商品输出锐减。不过，激发民气为外交后援历来是个双面刃，故袁氏一方面企图利用舆情民意来向日方施以一定压力，一方面也担心激怒日本，或给国内反对力量落下话把，故对国内各地之“风潮”动态极为关注，一发现有脱离其控制的迹象，便发布政令予以严禁。又对各省将军则密颁军令，责成他们“严束军队，查禁谣诼”，“严防‘乱党’，以保治安”。这固然可视为做给日本人看的表象，但也确实反映了袁氏的担心。

结果两国签订的只是《中日民四条约》。迫于欧美列强以及中国民众双管齐下施压，日本政府立场从“二十一条”后退许多。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日民四条约》被废除部分条款。据说随后该项条约内容不断被改，至1945年日本战败，终被彻底废除。不过在笔者看来，华盛顿会议已经废除了“二十一条”。所谓西方人的“在华特权”原本就有。

五、徐世昌泄密遂煽起五四


1918年10月10日，在段祺瑞主导的安福国会的操纵下，徐世昌当选为大总统。虽然徐氏得任总统全赖段氏之力，但他并不甘心充当段氏傀儡，而其“偃武修文”的主张一开始就背离了段祺瑞企图以武力征服全国的愿望。为了制衡段祺瑞势力对中央政府的控制，徐世昌着力拉拢在政界有着广泛影响的梁启超研究系，以及具有强大财政实力的旧交通系。就在徐氏稳步进行政治布局之时，欧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在梁氏的建议下，徐氏给自己专设了一个外交委员会，原外交总长汪大燮任委员长，林长民为理事长。这一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为总统提供有关巴黎和会的政策、方针、措施，以及处理某些外交事务；而更深层的任务则是：段氏控制下的政府外交，有着明显的亲日倾向，徐氏想借此来制衡段氏势力对外交的控制。林氏建议徐氏派遣梁氏亲赴欧洲，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及记者的身份，与各国著名人士联络，进行会外活动。徐氏欣然应允，并主动为其筹集旅费。

梁氏抵达欧洲后，在会场内外积极活动，呼吁欧美各国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不久梁氏意外得知去年9月——那时徐氏还未成为总统——北京政府曾与日本政府订下一项密约《中日陆军防敌共同军事协定》。据说段氏为了获得日本贷款来行缓解皖系北洋政府统治中国所遇燃眉之急，已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拱手让给日本。1919年3月11日，愤怒的梁氏（他的研究系早与安福系结下了梁子）将此密约电告徐氏。收到电报之后，徐氏将电报文字略加处理，转交汪林二氏等人于3月22日发表于《晨报》，举国为之震惊。作为手无实权的总统，徐氏深知诉诸舆论启动国民外交的威力，他暗中发动全国学生、商人、地方议会以及海外华侨等团体，向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连日雪片似地发去慰问、鼓励电报和信件。与此同时，包括《晨报》、《申报》等各大报纸，每天都详细报导巴黎和会的进展情况。这位就任以来“对于新闻记者异常注意”的文治总统，确实希望动员和凝聚各种可能的社会资源来增强自己的力量。随即，作为徐氏总统顾问的林氏，联合汪氏、张謇等人组织国民外交协会，来向北洋政府的亲日派施加压力，希望对中国外交有所支援。4月8日，“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之日，张氏等致信梁氏：“务肯鼎力主持，俾达目的，则我四万万同胞受赐于先生者，实无涯矣。”如果说狭义五四运动的客观导火索是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话，那么徐世昌有意泄露上述密约一事则为主观导火索。由此观之，如果没有当时大总统徐世昌、政界巨头梁启超、林长民，学界泰斗蔡元培等人的密切配合，狭义五四运动大约很难形成那样大的规模。当然，世事无常，狭义五四运动最终没有像徐世昌、梁启超等人期望那样只是成为政客手中的武器，而是成了一场轰轰烈烈影响中国百年的事件。

以上三、四两节文字出处，读者可从网上轻易查到，本文不赘。

必须强调：是沙皇俄国驻华公使首先得到袁世凯泄露“二十一条”的通知，过后的俄苏共党政府始终支持中国对日索回山东主权。由于自从日俄战争以来，两国已成宿仇，以俄制日，便成了中国朝野救命稻草之一。

袁徐二氏前后有意泄露外交挫败消息予列强，予民众，属于地地道道威权介入狭义五四运动伏笔以及狭义五四运动本身。袁徐二氏均没动用威权杀害京津抵制日货、上街游行的爱国反日志士（山东省枪毙了三个人），虽然有过驱散、拘留、扬言强毙、封闭报馆——多是做给日本人看的。如曾受到真实威权威胁，两次抗争都不可能如此声势浩大。对照：文革初期，中国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下令各地公安局及其派出所不许追究老红卫兵打死人的责任，于是导致北京一地非正常死亡1700余人。不用威权、轻用威权对付非法行为，当然也属威权介入。笔者甚至嗅出第三种介入：袁徐二氏都有可能曾对抵制日货、游行示威、火烧曹府、罢工罢市的在野精英撒钱币，发补贴。

好戏还在后头。

(看中国:http://kzg.io/gb3n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