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费舒华（Joshua Philipp） 张小清 译
1789至179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马克思以至共产主义的起源都有很大的影响。前文写到可被视作第一个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巴贝夫及其对马克思的直接影响；还写到罗伯斯庇尔，其暴力恐怖统治对巴贝夫和列宁都产生了强烈影响。
（接前文）
然而，是什么想法诱使罗伯斯庇尔开始实行恐怖统治？是怎样的环境激起了法国大革命中“去基督教运动”背后那种排神的仇恨？持续到19、20世纪的革命暴动又是什么因素引发呢？
要理解这些，我们需要考察一下法国大革命时期欧洲的文化和哲学语境。
宗教与政治
共产主义诞生于一个一切都被重新考量的时代，18世纪中后期正是宗教和政治发生巨大转变的时期。
新教的发展带来了18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第一次宗教大觉醒运动，也引起了天主教会内部诸多不满；同样，1775至1783年间的美国革命也显示，在传统的君主制之外还有另一种选择。
人们渐而相信，他们的生活可以不依托于现有的等级制度，他们寻求着新思想，以及替代现行宗教和政治制度的方案。然而历史的宿命却让欧洲走上了一条与美国相反的政治道路。
新建立的美国制度是要通过限制政府权力来创造个人自由。这种制度对于自由意志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允许人们致富并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新兴的欧洲体系则意在剥夺人们对传统的遵循，用国家推行的信条取代个人的信仰实践，并开始耍弄“通过国家再分配实现平等”的概念。而他们很快会发现，这些目标只有通过强迫个体就范的极权制度才能实现。
在列宁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8年后的1925年3月21日，著名散文家G‧K‧切斯特顿（G.K. Chesterton）这样写道，新的共产主义制度“并不反叛不正常的暴政，他们反叛的是其认为正常的暴政——正常人的暴政”。他还写道：“他们不是针对君主而暴动，他们的暴动针对国民。”
美国作家迈克尔‧沃尔什（Michael Walsh）在《魔鬼之乐宫》（The Devil’s Pleasure Palace）一书中写道，现代西方社会中一直存在的那些问题，“几乎完全在于我们将神话、传说和宗教拒斥为‘不科学’，在于我们为了给社会的弊病提供解方，迎纳了空洞说教的‘社会发展阶段论’。”
共产主义不仅是一场政治运动，也是一种有着自身“道德框架”和忠诚标准的意识形态。沃尔什写道：“冷战期间，西方的批评家们认为苏联及其马列主义学说无异于一种新的宗教。”
他指出，共产主义的“新宗教”与传统宗教结构具有对应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就是其“经书”，其领袖被抬到“先知”的地位，党内有好战派，政治局委员会里有“教职阶层”，在西方社会则有共产主义的辩护者。
要了解这个新宗教的隐秘性及其暴力反宗教的性质，了解它所根植的意识形态环境是很重要的。
秘密社团
阴谋论和丹‧布朗畅销小说让很多人知道了光明会（Illuminati，又译光照派、光照帮）。历史上的确有光照帮，其对于现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不能小看。
与列宁一道领导苏共的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其1930年的自传《我的人生》（My Life）中谈到了光照帮的重要性。托洛茨基写道：“在18世纪，共济会宣说激进的启蒙政策，光照帮也是如此，他们是革命的先驱者。”
他提出，光照帮中左派的活动“在烧炭党那里达到了高潮”。〔译注：烧炭党（Carbonari），意大利秘密革命社团。〕这些社团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很活跃，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起了部分作用。
光照帮教义是当时许多隐微秘传的学说之一，受到诺斯替主义和赫耳墨斯主义的影响。它泛泛地基于一种通过理性达成个人启蒙的思想，强调的重点则是唯物主义与所谓“人性”（human nature）——往往具有强烈的反宗教和反政府色彩。
巴伐利亚光照帮（The Order of the Illuminati）是这一体系中最具影响力的机构之一，1776年由秘密革命者亚当‧魏萨普（Adam Weishaupt）创立。该组织有很多文字鼓动消灭宗教、颠覆政府，并与当时盛行的另一隐秘派别玫瑰十字团（Rosicrucians）进行意识形态论战。
不过魏萨普的帮派命数不长。1786年，巴伐利亚选帝侯卡尔‧泰奥多尔（Charles Theodore）下令禁止一切秘密社团，并查获了魏萨普及其追随者的通信和文书。政府后来公开了这些秘密文件，以进一步对这个企图推翻欧洲政府的阴谋团伙定罪。
法国耶稣会教士奥古斯丁‧巴鲁尔（Abbé Augustin Barruel）在其1797—1798年撰著的《雅各宾主义历史回忆录》（Memoir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Jacobinism）中写道，魏萨普的思想后来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恐怖统治组织“雅各宾俱乐部”付诸实践，罗伯斯庇尔和巴贝夫都是该俱乐部成员。
巴鲁尔写道，雅各宾派宣称“所有人都是平等、自由的”，但在平等、自由的名义之下，“他们践踏祭坛和王座，挑动各国叛乱，目的是使之最终陷入无政府的恐怖状态”。魏萨普呼吁颠覆有序的政府，及继承权、私有财产、爱国主义、家庭乃至宗教信仰。在魏萨普的文字中我们可以发现，其许多核心理念都与马克思宣扬的如出一辙。
他还发展了文明阶段的思想，后来反映在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中——五阶段以共产主义为最后阶段，社会主义是其过渡形式）。在后来的共产政权领袖那里，对所有传统观念和信念的破坏都通过宣说这种乌托邦式理念而正当化了。
英国史学家内斯塔‧韦伯斯特（Nesta Webster）在其1924年著作《秘密社团与颠覆运动》（Secret Societies and Subversive Movements）中说，无论法国大革命还是布尔什维克革命，都不仅仅是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或领袖的直接宣教中生发出来的。
她写道：“这两次暴动，都是利用了民众由于苦难或不满而长期蓄积的力量，不仅针对基督教，也针对一切社会和道德秩序而发起猛烈冲击。”
黑暗的隐秘教派
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民众曾就宗教和政治的性质进行大量的讨论，在此期间，欧洲和国际上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成为考察议论的对象。
许多法国人开始质疑教会，教会遏制民众疑虑之举反使他们更为怀疑——特别是宗教裁判所，在西班牙，直到1834年还在审判异教徒。在围绕宗教的论辩中，法国人开始放弃天主教而改信各种改良的基督教，也转向许多黑暗的隐秘信仰（Occultism）。
当时的意识形态受到赫耳墨斯神秘主义，以及诺斯替主义（或称灵知派、灵智派）一些黑暗隐秘教派的影响。诺斯替主义教派经常融入基督教和其他信仰的一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却反对基督教的道德秩序。其核心信念对于塑造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道德哲学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些隐秘信仰中，有些较其它更为前卫。例如，诺斯替派团体之一的该隐派（Cainites）推动对道德秩序的直接反叛，并号召其追随者摧毁神的创造、直接参与罪恶。
其它教派走了一条更迂回的道路，用理性的面纱掩盖自己的性质。例如，卡珀克雷特派（Carpocratians）否认耶稣的神性，并认为他们不被法律或道德——他们认为构成人的东西所拘束。
19世纪的教会史学家雅克‧迈特尔（Jacques Matter）在其1828年撰著的《诺斯替主义历史批判》（Histoire Critique du Gnosticisme）中指出，该教派反对宗教信仰，其追随者认为放纵道德约束可使他们自己与神平等。
其对所谓“人性”而不是道德诉求的信仰，呼应了共产主义后来承袭的唯物主义意识形态。按照这种思想，以自然为优先视角，任何从人性生发出来的东西都是对的——包括一切罪孽。
好战的无神论
俄罗斯作家、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1983年接受邓普顿奖（Templeton Prize）的致辞中说，“在马克思和列宁的哲学体系中，言其心理核心，仇视神是主要驱动力，这比他们所有的政治和经济伪装都更根本。”
他接着说：“在共产党的政策中，好战的无神论不只是偶然或边缘性的，它不是一种副作用，而是其中心支点。”
所有这一切都回到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源——鼓吹“人性”、贬损道德诉求，以及对道德规范的破坏。
这种对“人性”的神化，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社会哲学及众多秘密社团的一个关键因素。
法国大革命的第一个国教“理性崇拜”（Cult of Reason）同样充满反宗教的热情，并且将人类“理性”的概念神化为一种信仰。在此之下，雅克‧R‧埃贝尔（Jacques Hébert）及其追随者展开了诽谤和摧毁宗教的去“基督教化运动”。
“理性崇拜”之下的反基督教热，部分可归因于当时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伏尔泰言论的盛行。
伏尔泰在他的信中经常把基督徒和基督称作“歹徒”，并经常号召民众“打倒歹徒”。他还鼓励他的一位主要追随者让—巴蒂斯特‧勒‧朗德‧达朗贝尔（Jean-Baptiste le Rond d’Alembert）运用“出击但把手藏起来”的策略达成这一目的。
在1765年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各个方面我们都在宣告胜利，我可以向你保证，不久之后，只有乌合之众才会遵循我们敌人的标准，无论这些乌合之众是支持还是反对我们，我们都同样谴责。”1768年的另一封信则这样写道：宗教“这只怪物”“必须倒地，被一百只无形之手执刀刺穿；是的，让它在千百次的反复打击下倒地吧”。
1783年当选爱丁堡皇家学会第一任秘书长的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在其《阴谋的证据》（Proofs of a Conspiracy，1797）一书中讨论了光照帮等法国大革命背后的阴谋者，并特别提到伏尔泰的影响。
罗宾逊写道，伏尔泰及其追随者所谓“亲爱的计划”（darling project）是“摧毁基督教和所有宗教信仰，实现政府的全面变革”；伏尔泰采取“意识形态影响”策略，通过批量生产文本，“算计着在吊起男人感官胃口的同时颠覆他们的判断”。
索尔仁尼琴认为，这是全世界见证的共产主义制度诸多弊病的根源所在。他说：“人类觉悟的落败，被剥夺自身神圣的层面，是本世纪所有重大罪行的决定性因素。”
当人们失去道德责任感时，当人类的“理性”——背后是同样无约束的意志和欲望——成为衡量对错的唯一基础，激励人们做出对错选择的将会是什么？索尔仁尼琴指出，这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漏洞。
“当外部权利完全不受限制的时候，人们为什么要从内心努力约束自己的卑劣行为？”他接着说，“无论是基于种族、阶层还是意识形态，人们又为什么要避免燃起仇恨之火？事实上，这样的仇恨今天正腐蚀着许多人的心灵。西方相信无神论的教师们，正本着对自己社会的仇视精神培养年轻一代。”
社会“德性”
政治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对法国大革命和现代社会主义有很大影响。从他的教诲中也可见到类似的意识形态。
与诺斯替教派类似，卢梭认为人的品格性情和阶层身份都是后天形成的，并宣扬一种新的“德性”社会愿景，他认为人们由此会更接近不羁的人性。
卢梭的主要著作是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这本书包含卢梭关于如何建立政治社会的理论，这样的社会旨在让人们平等地放弃权利，以从所谓“奴隶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卢梭的思想对罗伯斯庇尔影响非常深，尽管罗伯斯庇尔制造恐怖的手法并不见于卢梭的著述。
启蒙运动的主要信仰还包括自然神论（Deism），这是罗伯斯庇尔“至上崇拜”的核心信念，也是一种哲学宗教——认为宇宙的开创是合乎理性的，仅凭常人的理性就能获得理解。虽然自然神论没走到无神论上去，但其道德观是以人而不是神为中心。
在所有这些信仰背后是宗教思想的转变：寻求以个人“理性”代替传统的信仰与信念。从中生发出了将人“神化”的新概念，以及对因人欲失控而行的一切罪恶的宽容。
19世纪法国著名神秘学家伊利法斯‧利未（Éliphas Lévi）在其1860年编写的《魔法的历史》（Histoire de la Magie）中解释了这类教派的特点，称之为“对等级秩序的叛逆”；还说，他们抛弃传统宗教的道德清醒，寻求“感性激情”和“荒谬不经”，以满足摧毁所有社会阶层、乃至家庭结构的渴望。
内斯特‧韦伯斯特写道，这些教派有两个着眼点：隐秘性和政治性。他们利用颠覆手法把人束缚在制度上，然后采取行动来“贬低所有公认的道德观念和宗教”。
这种评价，即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有对应的表现。据《共产党宣言》，他们的新制度“要废除宗教、道德”。
索尔仁尼琴说，在俄罗斯共产主义革命之前，“信仰是塑造和凝聚这个国家的力量”，宗教文化是把整个社会团结在一起的道德基础。
他回忆，“我记得在我还小的时候，听到一些老人对俄罗斯发生的巨大灾难给出这样的解释：人们忘记了神，才发生了这一切。”
从那时起，索尔仁尼琴花了近五十年进行研读、搜集个人见证，并撰写共产主义革命史，他说：“不过如果今天要求我尽可能简括地总结吞噬了我们约6,000万人民的破坏性革命的主要原因，除了重复他们的话，我无法说得更准确：人们忘记了神，才发生了这一切。”
作者简介：费舒华（Joshua Philipp），英文大纪元获奖专题记者，报导方向为与中国有关的美国国家安全。他是研究混合型战争的专家，包括中共在间谍活动、有组织犯罪和非常规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和采取的做法。
点阅《共产主义的黑暗源头》全文。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7/6/8/n923983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