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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黑皮书》第四部分 亚洲的共产主义:在再教育与大屠杀之间(105)
作者:让-路易斯‧马格林 译者:言纯均
以网络为阵地,搜集史料,揭穿毛泽东的画皮,是我们共同的历史责任。让更多的人看清毛本来面目,反毛就是树正义!就是爱国爱民。
一般人的回忆录敍述的事件自然只能是旧闻,但是《吴法宪回忆录》却不同,其中的许多内容,对中国大陆草民百姓来说还是前所未知的党和国家的重大秘闻。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全面评述孙中山、毛泽东两位政治要角得长篇大论。不过,滴水含海、粒珠折光,细节看人品,仅从如何对待“万岁”这一处风景,也能以小见大,看出两位政治要角的重大差别。再从两人差别,可看出国共两党何以走至今天的“历史必然”。
七二年尼克松访华造假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其总指挥就是周恩来,迄今四十年,造假说谎之风遍及国中,愈演愈烈,已无药可治!
江泽民的“大内总管”、前中共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父亲曾山,是一个卖国汉奸。在国民政府抗战最困难的1944年,曾山奉延安中共中央之命,秘密勾结侵华日军,要求日军只打抗日的国民党军队,不打共产党新四军和八路军。
奉延安之命 曾山勾结日军卖国
曾庆红之父曾山,原是江西吉安永和镇一个屠户,1926年加入中共,1935赴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受训。1937年抗战爆发后,曾山回国任中共江西苏区内务部长,是负责特务工作的中共头目之一。1941年皖南事变后,曾山任中共东南分局副书记,在陈毅、粟裕新四军活动的苏北一带从事特务活动,到上海和南京与日军秘密谈判,要求日军只打抗日的国民党军队,不打共产党。
原中共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孙宇亭曾经撰写一篇回忆文章,详述了造反派在1967年文革期间,从中共中央档案馆,查出曾庆红的父亲曾山在抗战期间勾结日军的原始档案材料,指控曾山是日本特务和汉奸。
周恩来力保曾山
而曾山辩解说,他在新四军军部当组织部长的时候,按照延安党中央的指示,确实和日本方面有过接触,但整个活动安排都及时用电报向中共中央作了请示,并得到批准。
造反派不信曾山的辩解,坚持要开大会批斗他。曾山打电话向中共特工首脑周恩来求救,周恩来当场手书中央文件力保曾山,并向造反派提出了四点“指示”要求如下:
“一、对曾山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但性质应由中央来定;
二、曾山同志的活动,听命于中央,造反组织不能干涉;
三、外来学生不能干预内务部事务,要立即撤出;
四、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
显然曾山所干的汉奸卖国勾当是奉中共中央的指示,这是中共的最高机密,周恩来当然是知情的。
上述中共不可见人的卖国密档被红卫兵曝光后,现可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文化大革命数据库》里查阅。
陈公博:蒋政府最危难时 中共勾结日军
除了新四军组织部长曾山,中共上海特务首脑潘汉年也是奉毛泽东之命与日军勾结的特使。中共因为害怕其卖国罪行曝光,将潘汉年长期监禁。
南京汪精卫伪政府的首任立法院长陈公博,原本是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也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公博在汪精卫死后,代理傀儡政权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公博逃往日本,被蒋介石国民政府引渡押解回国陆,以“通谋敌国罪”处以死刑。
陈公博临死前,在狱中写下《危险的南京》,曝光在1944年日军倾举国力量,发动最大规模的“一号作战”,重庆蒋介石国民政府最危险的时刻,中共勾结日军:
“去年,即三十三年(1944年),是南京最危险的时期,也是中国全局最危险的时期。因为东条内阁末期,东京已有和共产党妥协的动议,我们且接到日本参谋本部有派人赴延安商议的情报。在中国方面,有许多当地的日本军已实际和共产军默契。”
陈公博举例说:“例如苏北清乡计划,日军事前先期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日军和新四军实行交换物资了。新四军首领陈毅负伤,由日本宪兵护送至上海疗治。共产党的代表在上海公然活动,且公然住在沧洲饭店。大使馆的书记官池田,以托罗斯基派名义为掩护,出面为共产党宣传。谷正之大使公然对我说:共产党并不坏,其政治且较重庆和南京为进步。”
(看中国:http://kzg.io/gb3mB8)
《毛时代的大饥荒》作者,英国伦敦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迪克特(Frank Dikotter),日前在美国著名学府斯坦福大学,就这段中国历史进行专题演讲。他说,在查阅研究当年的历史档案中,他有三个惊人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