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统计，从2004年11月第一份退党声明开始到“三退”人数达到一亿人，经历了七年；“三退”从一亿人到两亿人，不到四年；“三退”从两亿人到三亿人，只用了不到三年。中国人抛弃中共的速度越来越快，其中包括很多原来是中共体制内的人。
这些曾在狼穴、虎口中的人，对中共的了解和认识，有着与普通老百姓不同的层面和深度。
抗命军长徐勤先的司机：中共治下当好人当不了北京市民政局属下单位的办公室主任刘建国就是其中一位，在“官比老百姓多”的北京，他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但他却曾经有着一个极为敏感的身份——他曾是“六四”时抗命不参与镇压学生的第38军军长徐勤先的司机，这个身份并没有因为那场政治风波过去29年而被人忘却。
原大陆第38军军长徐勤先的司机刘建国，在抵美一周后退党。（大纪元）
徐勤先1989年6月3日抗命后当天就被软禁，后被撤职、逮捕，判刑五年。作为徐勤先贴身“勤务员”的刘建国，也受到牵连。刘建国接受采访表示，最严重的一次，他被吊起来七天，大小便都失禁了，“就是在精神上摧垮你，让你没有尊严，生不如死。”他的手掌从此落下伤残。
2017年10月27日刘建国全家成功抵达美国，一周后的11月4日，他偶尔遇到了法轮功学员，在鼓励下，他正式以真名退出加入了32年的中共组织，当时法轮功学员怕他有顾虑，给他起了“老刘”的化名，但他说：“用真名，北京市民政局刘建国。”
刘建国接受本报采访时说，自己目睹了几次大的历史事件——1989年的6月3日晚，他目睹了中共屠城前，北京市民自发联合起来阻扰部队进城镇压学生；十年后的1999年4月25日，他目睹了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那天我刚好驱车经过中南海附近，我开着车，慢慢地开，就感到这些人怎么这么整齐，安安静静地，地面也干净，但却没有看见有谁在组织或维持秩序，到了晚上才知道是法轮功（学员）上访，这么多人，但这么有秩序，令我特别佩服。”
后来他开始注意法轮功，“在过去十年，我手机上接到了不下十次的法轮功真相电话，每次我都不吱声，静静地听完。”
他表示，现在大陆已没有几个人是真心入党，只是为了生存，为了仕途，不过，真正正直的人在那样的环境中是很难混的，是受到排挤的。比如单位发文要求他监督某人，但他真履行职责时，反而有人向被监督人通风报信，他受到打击报复，而相反，有权有势的人互相勾结，沆瀣一气。
刘建国说：“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当好人当不了，最后都只能逃命……要没有共产党，中国会更好。这些年经济发展的成果，都被贪官污吏给抵消掉了。”
大陆公务员：很多党员不交党费刘建国的女儿刘洋原在北京市民政局军休办工作，她抵美后，也以实名退出了共青团。她在原单位是负责收党费的，她说，现在很多党员都不交党费，“党费经常收不上来，催来催去，很多老党员都不交党费，不参加‘组织生活’。”
为了交差，她只得亲自去到这些人家中收党费，自己还贴上打出租车的钱，“我自己掏的打车的钱，比他们缴的党费还多。”她还表示，中共为此层层下发文要求补缴、催缴。
大陆军官家属：世上最大的恐怖组织就是中共上海移民白节敏，太太是大陆空军涉密部门的一名军官，他自己在大陆原有红火的生意、美满的家庭，但因为他比妻子年龄大不少、又是二婚，且经常出国做生意，他被怀疑是通过婚姻来窃取军事情报的间谍。
大陆空军军属白节敏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举办的新年晚会上。（大纪元）
白节敏说，中共为了拿到子虚乌有的证据及破坏他的婚姻，不择手段——跟踪、监控、电话窃听，甚至投毒、偷他的公文包、动用黑社会……人权没完没了地受到侵犯，他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得抛妻离子，家有老母也难以尽孝，远走他乡。
白节敏说，自己从一个体制内的人被逼到成了“维稳对像”，这些年与公安、国安打交道中，更看清了中共的狠毒、狡诈，“它迫害了你，还要你说它好，它自己是贼，却到处喊抓贼，其实世界上最大的恐怖组织就是中共，世界上顶级的恐怖分子就在中共组织里面。”
白节敏说，他在这些年的维权中认识了一些法轮功学员，看到了他们所受的迫害。上海法轮功学员蔡玉芳被三次劳教，被限制出境不发护照，甚至她去苏州扫墓，在坐长途公交时，都被拦截，连基本的人权都没有，“中共把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视为异己，在高压的打压中试图把他们边缘化，让他们的亲人、同事、邻居远离他们，把他们孤立起来，所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是绝对存在的，因为中共用国家恐怖主义恐吓人民不敢为这个群体发声，那么中共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白节敏说，物极必反，中共在迫害人民中把自己打倒了，现在中国人心思变，就等著共产党倒台那天。当共产党倒台时，中国人民都会觉得那是必然的、应该的，都会拍手称快，流亡海外的华人也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从“三退”三亿的数字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觉醒，觉醒得越来越迅猛。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8/3/31/n1026560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