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父亲1933年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朝中乡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据说我奶奶生了十二个孩子，活下来九个。我父亲排行老二，下面有一大堆弟弟、妹妹，他自然从小就有了帮忙养家的责任。

我记事后，是到了高中时代，也即1980年代，才第一次跟随父母回到朝中老家。几位叔叔仍生活在祖辈留下的土墙屋中，家中真正是“家徒四壁”，几乎什么家具都没有，也没有电灯，到了晚上只能用昏暗的煤油灯勉强照明。

就是这样一个在我看来完全是赤贫的家庭，1949年“土改”划分“成分”时却被划成“小土地出租”。

“小土地出租”这个词，是我1973年上小学一年级，填档案表被要求填写父亲的“家庭成分”时第一次听说的。那时人人都有个人档案，从上小学起就跟着你，跟你一辈子。刚上小学的我已经知道了有“地主”、有“贫下中农”，却不理解什么叫“小土地出租”。问妈妈，她立即愤愤不平地说：“你爸爸家人口那么多，地并不算多，要按人均土地面积算，挺多划个‘中农’。吃亏就吃亏在雇了外人帮忙种地，结果就划成‘小土地出租’了，划高了！”

我听的似懂非懂，但隐隐的明白，“成分高”是件很可怕的事。当时我们班有个同学，因为爷爷是地主，全班同学都鄙视她。我有一次到她家，无意中看见一个穿着一身黑棉袄、坐在角落没有出声的老头。我猜想这应该就是她的地主爷爷，心中立刻觉得非常恐惧，像看见妖怪一样，找了个借口赶快逃走了。

还好我母亲的成分是“城市贫民”，算是无产阶级，将父亲的“高成分”“扯平”了一些。

母亲的生父母在她出生后不久就离婚了，她被送给了养父母。其实，母亲的养父，也就是我外公，曾是个“资本家”，在中江县城拥有一个酿造厂，一个门市部，我父亲就是在外公的门市部当小伙计时认识我母亲的。后来外公抽鸦片，家道败落了，因此到了共产党来了划成分时，就变成了“城市贫民”。

据说外公后来经常在外婆和母亲前夸耀自己抽鸦片的功劳：“要不是我，你们能沾光当上‘无产阶级’？”

二

父亲小时候念过一点私塾，后来到离家很远的地方上学，每天自己背着干粮当午饭，作业必须在学校做完，回家后所有的时间都得用来帮家里干活。每一个“场”，他还要编出一“个”布去卖。

四川人把去集市叫作“赶场”，农村似乎是十天半月就赶一次场。但我至今也不太清楚“一个布”到底是多少，小时候没问过父亲。

父亲十几岁时，执意要去县城读书。奶奶不想让他去，因为家里需要他，所以就给他说了一门亲，想让他早点结婚，好留在家里传宗接代，充当壮劳力。

父亲说，相亲时，看到对方是个长著“猪肚子脸”的女孩子，他一点都不喜欢，因此断然拒绝，再后来还是克服万难去县城求学，并在那里遇到我母亲。

父亲每次说到“猪肚子脸”时，都带着一丝丝的鄙夷；而我总是想：好险！还好爸爸没跟那个“猪肚子脸”成家，不然岂不永远“沦陷”在农村？而且这个世界上也就永远不会有我了。所以自此不管哪个女孩子、女明星再漂亮，但只要她的脸型是“猪肚子脸”，一定遭到我的“唾弃”。

不过我始终没有搞懂：在家里压根就不支持父亲上学的情况下，他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小小少年，怎样就能“自动”的这么励志呢？

听母亲说，父亲到了县城后，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学生，十八岁才上“高小”（小学四年级）。但他非常勤奋，也很有才，吹拉弹唱，打球游泳样样来得，写得一手好字，文章也很漂亮。他的作文，曾在全县被当作范文，母亲也学习过，父亲因此在县城里小有名气呢！

父亲二十七岁那年，也就是1960年考上了四川西南政法大学，成了朝中乡第一个大学生，当时乡里曾轰动一时。

我印象中，父亲只给我讲过一件他大学时代的事，那就是打饭的技巧。

父亲说，大学时，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那时中国有几千万人被活活饿死），大学食堂开饭时，是八个人一桌，每一桌给一盆饭，大家自己盛到碗里吃。

那时每个人都饿得如狼似虎，饭一上来，大家都拼命盛上满满一碗，飞快的吃。父亲则相反，每次只盛半碗，然后也飞快的吃。因为他的饭少，所以总能先吃完，吃完后再狠狠的盛上一大碗慢慢享用。这样，别人吃到一碗饭，他却能吃到一碗半。

父亲讲这个故事时，脸上会露出得意的笑容，还有一种农民式的狡黠。

不过，我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次成功的利用这个方法抢到一碗半饭吃，因为母亲告诉我，父亲上大学时曾被饿成“水肿病”，躺在医院里差点没死过去。

母亲还说，父亲这个大学上的很不容易，因为家里没有任何生活费给他，他一到周末就得到重庆朝天门码头卖苦力，当装卸工，扛很重的货物上下船，挣一点点零用钱来维持最基本开支。

1964年，父亲大学毕业，分配到四川绵阳财贸干部学校做教师。那时母亲已在中江县一个偏远的山村小学做了好几年教师了。

四

母亲的养父母虽是“无产阶级”，但她的生母后来改嫁给一个被共产党打成“恶霸”的人，母亲因此受到牵连，也成了异类，初中毕业后就不让她升高中了，当然就更不能再上大学。心高气傲的母亲觉得没脸见人，一气之下跑到远远的山里躲起来，当起了乡村教师。那年她才十六岁。

1965年，父亲与母亲结了婚，但却未能调到一起，彼此相距约两百里地。



1966年，他们有了我这个长女。也就是在那一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67年，我刚一岁，父亲被打成“走资派的黑爪牙”，当时他因急性肝炎正在住院，但也从医院拖到台上挨斗，双手被涂成黑色，以示他的“黑爪牙”身份。

挨完了斗，他还被责令抄写若干份检讨书，张贴到指定地点。

父亲身体虚弱到根本不能动弹，这项任务，只能由当时仍在绵阳休产假的母亲代为完成。母亲用布带将我绑在背上，一手拎着一桶用面粉熬制的浆糊，一手拿着一大卷用毛笔抄写的“大字报”检讨书，整整贴了一夜，才算完成“任务”。

大约在我两三岁时吧，父亲被发配到偏远的四川省绵竹县汉旺镇。这是一个人口只有三万的小镇，距母亲教书的地方大约也是两百多里。父亲“落户改造”的粮机厂建在荒凉的河滩上，几乎什么都还没有。

五

我四岁多时，大妹妹出生了。母亲无力一边工作，一边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因此我被送到父亲那儿，开始跟着父亲在荒凉的河滩上过活。

父亲每年会带着我去探望母亲和妹妹一次。两百多里地现在听起来好像很近，可在那时却觉得很远、很远。特别是妈妈的学校在很深的山里。艰难的倒几次慢得像牛一样的长途汽车后，还要步行翻过好多个山头，走好远的山路，才能到达妈妈那里。

听妈妈说，第一次看着由爸爸带回去的我，她差点哭出来。我原来圆圆的脸瘦成了一小条，脸上似乎只剩下两只忽闪忽闪的大眼睛。最让母亲不能容忍的是，父亲给我洗脸时，只知道洗脸蛋上的那一小块地方，其他地方不管，所以我的耳朵背后一直到脖子上，都积著厚厚的污垢。我的两个小羊角辫也被爸爸扎得一高一低的，根本不对称。看到自己漂亮的女儿变成这样，妈妈很伤心。

有一年，我和父亲要从妈妈那儿离开前，妈妈交给我一封信，嘱咐我到家后再给爸爸。

我第一次被委以这样的重任，兴奋得不得了，不知道拿那封信怎样才好，最后终于按捺不住，刚走完山路，还没坐上长途汽车就交给了爸爸。爸爸看完信，二话不说，背着就我往回走，回到妈妈那儿一言不发，脸色铁青倒在床上。我吓坏了，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还特别害怕妈妈责怪我没听她的话，提前把信交给爸爸。

多年后，我才隐隐了解到，当时妈妈在信上提出要与父亲离婚——这样分居两地的艰难日子，她实在是过够了！

据说爸爸当时曾“以死抗争”，才勉强打消妈妈的离婚念头。母亲年轻时是中江县城出名的美女，追求的人很多。父亲上大学时不停的给母亲写情书、情诗，每封信都变换不同的字体。父亲的字很漂亮，诗也写的格外动人。他的才气和恒心终于打动了母亲。母亲怎么也没想到，大才子会在一夜间变成“黑爪牙”，“黑爪牙”家属的日子，何时是个头呢？

六

一直到我上小学二年级时，妈妈才被允许与爸爸团聚。这时我小妹妹也出生了，一家五口终于在建于河滩上的小平房中过上了“团圆”的生活。

那是一个物质和精神都极其匮乏的年代。父亲是他所在工厂唯一的大学生，母亲在汉旺镇小学当老师，我们这个“知识分子黑五类”家庭，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怎么也是个“异类”。母亲甚至不鼓励我与其他孩子玩耍，怕万一小孩子间有了争执打起来，被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从而把父母也牵扯进去，让一家人的日子更加难过。

许多个盛夏的夜晚，别的孩子都在外面乘凉、嬉戏，我却独自呆在家里。河滩野地上蚊子特别多，我只能把自己关在闷热的蚊帐里看书，汗水嘀嗒嘀嗒的掉在书上。

看书是我孩童时代唯一的乐趣。可是那个年代可看的书太少，很多名著都被当作“毒草”烧掉了。

为满足我的阅读欲，父亲开始写儿童故事给我看，慢慢的也写一些小说之类的文学作品——父亲本来就是个文学爱好者嘛。

父亲的故事都是写在横格稿纸上，用棉线装订的整整齐齐，是名副其实的“线装书”，而且是绝对的“孤本”。

很多时候，我是父亲作品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读者。母亲一旦发现父亲写的东西，哪怕是给我写的很“革命”、很迎合“时代潮流”的“红小兵抓特务”之类的故事，她也一定将之付之一炬。

每次母亲烧父亲的线装“孤本”时，父亲都脸色铁青，一言不发，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咬住自己的下嘴唇，让我感到非常不祥、非常害怕。

那时，唯一快乐的时候是过年。爸爸的毛笔字很漂亮，工厂所有的大标语都是他写的，很多人也会来找他写对联。每到过年，他也一定给我们自家门上贴上春联。他的手很巧，除了会缝衣服外，还会做木匠活儿、会打家具。家里很多桌椅板凳等小件家具，都是他亲手做、亲手刷漆的。过年时给我和妹妹们做个红灯笼、兔子灯什么的，更是不在话下。

我和妹妹拉着爸爸给我们做的有四个木头小辘轳、可以行走的精巧的兔子灯在街上“招摇过市”时，总会引来羡慕的眼光。要知道，那么漂亮的兔子灯，小朋友们见都没见过，更别提去哪里买一个了。那时我们好开心啊。

七

小学四年级时， 突然听同学讲：“江青是个大坏蛋！”

我被这“大逆不道”的话吓坏了。江青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夫人吗？怎么能是大坏蛋呢？这个同学敢说这话，不得是个“现行反革命”？

但没过多久，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真的被打倒了。我那时并不知道这就意味着给无数人带来无穷灾难、让七百万人死于非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只记得我所在的学校文艺表演队，被要求站在大太阳下，在马路边列队迎接将从县城运来的《毛选五卷》。

那天太阳好毒啊，晒得马路上的柏油都化了，所以当《毛选》终于由长长的车队驮运著抵达，我们被要求载歌载舞跳起来时，我的鞋子却被熔化的柏油粘的拨不出来，急得我直想哭。

八

又过了一阵，突然听说要重建“文革”时期被砸烂的“公、检、法”，很需要专业人才，要调爸爸这个政法大学毕业生回绵阳，到新成立的司法局工作！

绵阳！这是仅次于省城成都的地区级首府，是一个屡屡听说、记事后却没再去过的地方，我不禁很有些神往。

不过，“组织上”没有安排妈妈同爸爸一起去，原因是没有妈妈的“编制”。

虽然再次分居绝不是父母想要的，但，能从被发配的边远小镇回到大城市，并做专业对口的工作，总是符合“人往高处走”的古训。再说，父母认为我和妹妹若能到绵阳去上学，以后能考上好大学的概率更大。不然，总窝在只有一条小街的小小的汉旺镇能有什么出息？拿妈妈的话说，汉旺镇的这条小街短到“一个跟头就能从街头摔到街尾”。我那时学习成绩在汉旺镇小学虽然年年第一，但妈妈总不忘提醒我：“这是矮子里面充将军”，让我记住“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就这样，为了两代人的前途，在刚刚过了几年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后，我们的家，再次被拆为两个，我和大妹妹跟随父亲来到绵阳，小妹妹跟妈妈则留在汉旺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