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

四个月后，我逃到澳洲，开始了海外流亡生涯。我将我的经历写成自传体纪实文学《静水流深》在国际社会发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惨烈。这本书被澳洲最大的出版社翻译成英文版“Witnessing History : One Woman’s Fight for Freedom and Falun Gong”在澳洲、美国、英国等多个国家出版发行，在主流社会引起极大关注。 数年后海外最大的华语电视台，新唐人电视台将我的故事拍成纪录片《自由中国》。片子问世后屡获国际大奖，我受邀到多个国家和城市演讲。我因此成了“名人”，也让留在绵阳的父母受到中共国安的格外“关注”。

刚开始，国安只是定期找父母“喝茶”，后来就要求他们到海外来，劝我“归降”。

有一年中秋前，绵阳国安局局长更亲自出马，对母亲说，诚恳的邀请我回去看看，一定保证我的安全。他们甚至说，可以写一份保证书交到我母亲手中。他们逼母亲跟我联系，传达以上信息。

国安给我写保证？当初在劳教所，为了让法轮功学员写不炼功的保证，他们把我们往死里整。事过这许多年，他们却要给我写保证？他们能保证我的“安全”，为何不把监狱里关的法轮功学员都放了？为何每天还在抓捕法轮功学员？为何还犯下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种“这个星球上所未有过的”惊天大罪？这种将人、将人体器官当作商品，批量强取并贩售之事，连纳粹也没干过，已超过人类的想像能力。国安给我写保证？我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我请母亲转告他们：对不起，我不想回去。

恼羞成怒的国安终于露出真面目，放出狠话道：“这次不回来，一辈子也别想再回来！”

很多时候，都是由母亲出面应对国安，从母亲口中，我知道父亲对他们的回答永远只有一句：“让她回来，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每次我打电话回去，都是母亲接。爸爸很少跟我说话。说话的时候，也只是简单的说，他很好，让我放心。

但我从母亲那里听说，其实他并不太好。他的血压又上去了，眼睛里长了白内障，诺大的水杯都看不清，倒开水时会倒到杯子外面去……

二十九

2014年8月，在与父亲分离十三年之后，我突然接到消息，说他已被下病危通知，住进医院，“心脏衰竭，呼吸衰竭。”

正在一家人心急如焚、彷徨无计时，国安特务不失时机的“及时”出现在医院，得意洋洋以胜利者的姿态对母亲说，如果我想回去，可以找他们商量，云云。

商量？几年前，我因处理一点私事需要办授权书的认证，去找悉尼中领馆办理时，他们递给我的，却是厚厚的一摞白纸。我必须在白纸上“交代”所有我在海外参加的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活动，以及我所知道的所有其他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他们才会考虑给我做授权书认证。

面对这种流氓行径，我除了转身走开，又能做什么呢？此时去找他们“商量”，会是什么结果呢？难道他们不会拿出一叠更厚的白纸？

三十

2014年10月27日，郁郁寡欢多年的父亲离开了人世。他走的时候，三个女儿一个也没能陪伴左右。

我在异国他乡默默的哭泣。父亲的病情急剧恶化时，我在情绪的冲动中，曾经真想冲到中领馆去签证试试。

但我的主管劝住了我，让我不要冲动，并说父亲一定不希望我此时回去添乱。

父亲临终之际，国安还不忘利用这个“大好”时机继续逼迫母亲。母亲被逼急了，咬牙说：“不用她回来！人死了，我一把火烧了，骨灰洒到涪江里去！她要有孝心，在心里想着点她老爸就是了。没孝心就拉倒，不用她回来！”

听到母亲的这种狠话，我除了心如刀绞外，又能如何？在共产邪党统治的天下，母亲要没这点狠劲，又焉能忍受一次又一次与亲人的生离死别，独立支撑和承担那么多事情，而活到今天？

三十一

我的心乱了一个多月，为自己过去十几年都不能见到父亲、不能在父亲最后的岁月在他身边尽孝而难过，更痛悔自己因害怕家中的电话有监听、怕给父亲带来麻烦、怕自己的劝说失败，等等，而没有早点动员他重新修炼法轮功。在他去世的头一天，我还曾计划第二天晚上要不管不顾、克服种种怕心，劝他重新修炼来着，谁知第二天一早，听到却是他的死讯……他如果能早一点恢复修炼，结局一定不会这样！我不知怎样才能弥补这一切。

终于， 我想起一个办法，那就是到大纪元退党网站上替他发一个退党声明。虽然他生前曾告诉我，他已经退党，但我不知他是以何种形式、怎样退的，因此我认为还是有必要替他在大纪元网站上发个公开声明。

我深信，人死后元神不灭，哪怕是他到了另外的空间，帮他抹去曾经的中共兽印，也是必要的，也是目前来说，我唯一能帮他做的。曾经才华横溢、善良正直的他，曾经因修炼法轮大法而使生命绽放异彩的他，如今却这样悲苦的离世，甚至在死前都不能见到他最钟爱的女儿一面，这些不都是拜中共邪党之所赐吗？我深信，已经到了另外空间的父亲一定会乐见我帮他声明退党。

三十二

2014年11月29日，我在大纪元退党网站替父亲发表了如下声明。由于心绪依然烦乱，这份声明写的很“简陋”、很是辞不达意。

《代先父蒋胜之退出中共邪党》

先父蒋胜之，生前曾修炼法轮功，后因中共迫害而被迫放弃，近日于病中郁郁而终。父亲修炼之后，本已获得身心的极大改善，外貌亦年轻了不止十岁。中共的迫害，夺走了不知多少像他这样的曾经的修炼人的性命！

父亲生前虽已选择退出中共，但未曾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声明。今日代他在此郑重声明退出中共及与中共邪党有关的一切组织，相信他的在天之灵，一定会为此心慰。

蒋胜之之长女：曾铮

三十三

我一直想再写点儿什么来纪念父亲，却迟迟没有动笔，也不知从何写起。

2015年4月，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退党、退团、退队声明的“三退”人数突破了两亿，同时大纪元网站刊登了《两亿人“三退”全球有奖征文大赛公告》。我想：那就通过参加这次征文来写出自己对父亲的纪念吧。除此之外，我也没有其他方式了。

于是我流着眼泪，写下此篇长文。

三十四

至于我自己，已在2004年12月15日，《九评共产党》发表后近一个月，发表如下退党声明：

《声明退党 做个明明白白的中国人》

中共镇压法轮功并且规定：“共产党员不许修炼法轮大法”，本人因为毫不犹豫选择继续修炼法轮功而遭非法关押一年多，以为就此早已过了中共党章规定的期限──长时间不过组织生活、不缴纳党费，就算自动退党；所以，本人认为与“共产党”应该早已“井水不犯河水”，两不相干。

近日读了《九评共产党》及张杰莲的《〈九评〉天符封中共九孔大穴》等文章，直有醍醐灌顶之感。细细想来，决定提笔写下这份退出共产党声明。理清自己从入党至今的思想历程，既是自觉清理从一出生起即被共产邪灵强制侵蚀的思想，也是自觉顺应“道解共产党”的大道洪势，在这一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做出清醒明智的选择。

我最早能记得四岁时的事情。那时在看了芭蕾舞剧《白毛女》后，会惦着脚尖唯妙唯肖地模仿“喜儿”的舞蹈动作，母亲颇为我的舞蹈“天才”自豪。

三十多年后来到海外，看了这个被树为八大样板戏之一的《白毛女》的真相资料，才知道这个所谓的“旧社会将人变成鬼，新社会将鬼变成人”的故事，原来纯属“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产物，完全是捏造；而且，捏造这个故事所要配合的，是“解放”初期的“打土豪，分田地”——这个可怕的运动造成近十万“地主”丧生及所有土地被无偿剥夺。

人一生中最初的记忆，竟就与十万人命的惨剧，和一个至今仍未被完全揭开“人变鬼鬼变人”的弥天谎言相联，想来岂不令人心惊！

我已记不得是什么时候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又曾称“红小兵”）的了。据母亲说，是在小学一年级。因为我学习成绩好，听话，第一批就入了队。从小到大，我都是以此为荣的，“首批入队”，被视为“进步”、“光荣”的象征。

这让读了《九评》的我再次感到心惊：作为一个尚不完全能记得事情的六岁孩童，我就已经被拉入了共产邪教的“预备队”，一次一次，不知唱过多少次“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中共邪灵将共产邪教设为国教，国人从一落地起即不可逃避的坠入其中。

小学时代正是“文革”后期，从学校到社会，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一切文学、音乐、舞蹈、美术（如果“革命宣传画”能称之为“美术”的话）、电影，全部都是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以及“毛主席”如何是人民的大救星、共产党如何“伟光正”的。

天长日久浸淫在党文化的氛围中，虽然本性善良纯朴，但思想中早已不自觉的接受了不知多少党所要灌输给我的东西。

加入“共青团”是初中的事情。虽然这时我当然已经记事了，而且好像是自己“明明白白”写的“入团申请书”，现在想来也完全是被控制着这样做的——整个社会、学校的“舆论导向”早已让我认定：“入团”是上进、“表现好”的象征和结果，是极其光荣的事情，哪个上进青年不争取？

84年考进北大后，正遇上89之前一个思想相对开放的时期，各种思潮接触了不少。对于“文革”的反思，也有那么一些。但是，在党的诱导下，我与许多人一样相信，“拨乱反正”后，“文革”的悲剧不会再现。

大学三年级时，我成了全班第一个党员。促使我入党的有两个因素：一、我听信了一种说法：新鲜血液的注入可以改造这个党，使它向好的方向发展；二、父亲在苦苦追求二十年以后，在我大二时入了党。这在当时给我很大震动。我想：父亲是“过来人”，他追求了二十多年未曾放弃，一定有他的理由。入党，也应该是我的选择。

写到这里，突然觉得，这是一条多么莫名其妙的理由，当初怎么会被它“说服”？

对于父亲的事，我从来就知之不多，只大概知道他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的黑爪牙”，被发配到一个只有三万人口的小镇，变相地“改造”了很多年。

我四岁多时，妹妹出生了，与父亲分居两地的母亲不能同时照顾我们姊妹两人，只能将我送到父亲那里。我跟着父亲，住在搭建在荒凉的河滩上的“牛毛毡”棚子里。直到我高中毕业离开家乡，父亲也从未跟我谈过任何他在“文革”中的经历，或他对于国事的看法。他本人是西南政法大学政治系的高材生，但直至我高二需要选择学文还是学理时，才第一次听到他发表任何跟政治有关的评论：不管谁当国家主席，1+1永远等于2；而学文科，却太受政治影响了。因此，虽然许多人主张女孩子应该学文科，在父亲的强烈坚持下，我还是选了理科。

直到最近，才知道一点点父亲挨斗的更多情况。67年时他患了急性黄胆型肝炎，住在医院里，但还是被拖出去批斗，两手被墨涂成黑色坐“飞机”，头发大把大把被揪掉，以至于三十几岁就成了秃顶。母亲既要照顾只有一岁多的我，又要照顾每天被斗得死去活来的他，还要替他写书面“检讨”，用毛笔写成大字报形式，按造反派的要求四处张贴，少了一份或贴错了地方都不行……

我想像不出父亲在遭受这一切时的内心感受。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直是沉默寡言的。在他写信告诉我他终于被接受为一名中共党员时，第一次流露出了兴奋而激动的情绪，这也是我之所以受到影响的原因之一。

父亲的家庭出身是“小土地出租”，从一开始起就“政治不正确”。虽然才华出众，但多年不得翻身，不管他多么努力。得到党的吸纳使他终于摆脱了心理上的自卑？还是有其他什么意义？也许他永远也不会与我讨论这个问题。不谈政治是最安全的，即便是跟亲人。

许多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心灵深处对于“政治”最深切的恐惧或厌恶，其实是对于共产党整人历史的恐惧和厌恶，九评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让人更加完整清楚的看到，共产党的政治如何就是杀人与整人。其实在民主国家，参与总统选举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这也是“搞政治”，有何可厌可怕之处？是共产党将“政治”赋予了杀人和动乱的内涵，而让许多国人反感无比。

成为正式党员刚一年多，就赶上六四大屠杀，心中的震惊和悲愤无以言表。北大是“重灾区”，当时流言乱飞，说要军管，学校强烈建议学生不要住在学校，尤其是睡上铺的，会有中流弹的危险。我一时找不到住处，仓皇中，借住在朋友办公室里，睡在硬梆梆的办公桌上。晚上出去方便，一阵机关枪响让我魂飞魄散，仔细一听才发现那只不过是一片蛙鸣。

几天后好不容易才买到火车票准备逃出北京。北京火车站像世界末日来临般乱纷纷，许多火车取消，许多班次晚点。长安街上被焚烧的坦克、军车依然在冒黑烟。我们坐在车站附近的一个大桥底下，焦急的等待我们那班火车何时会开的消息。百无聊赖中，我们在大桥桩上画了一个李鹏的头像，然后从远处向它扔石子，看谁打得准。我们认定李鹏是这场屠杀的凶手，因此打他的画像出气。在六四过后的整肃中，所有学生党员被要求写详尽思想汇报，交代自己在六四中的思想及行为。在为求自保而“蒙混过关”的时刻，我从未对共产党在这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做过认真思考或分析。作为女性和理科学生，我的政治头脑向来很不发达。而且，跟许多人一样，对于六四的惨痛，我很快就从某种意义上“忘却”了——毕竟我们家没有死人。

再回到我入党的初衷。很多人曾想过要通过自己的加入改造共产党。现实的无情打破了所有人的梦想。灰心之余，人们早已放弃了这种想法和努力。几乎没有人不承认：共产党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又对它的“强大”感到无可奈何。

读了《九评》，才明白这是为什么：共产党根本就是一个“抽象”的、独立的、寄附的外来邪灵，任何人只能被它控制、为它所用，怎么可能通过自己的“加入”而改造到它？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共的十任总书记都结局悲惨的被“打倒”后，它还能继续“繁荣昌盛”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它的邪教教义中，“党”的利益永远高于一切。世间任何人，包括“广大党员”，都只能是为它所用的工具，而不能改造到这个“党”的半分。对它的任何幻想最终注定落空；而与所有幻想相伴的，一定是各种各样的民族乃至更大范围内的悲剧。

感谢大纪元的《九评共产党》让我重新反省当初的入党动机，认清共产党的实质并更加彻底的清理它的毒害。对于附体的外来邪灵，最好的摆脱办法就是坚决否定它的存在，主动从思想上到形式上摆脱它的一切影响和控制。

被共产邪灵附体多年的中华民族，已经“病”得太深了。对于一个病人，或被外来灵体控制的人，从来没有人会问：“没有了他的病（或附体），这个人怎么办？”因此，担心“没有了共产党，谁来领导中国”，就跟担心一个多年卧床不起的人，没有了病还会不会生活了一样，完全是杞人忧天。摆脱共产邪灵后的中国，定会像一个被“鬼迷心窍”及疾病缠身多年的病人，突然去掉了病根、摆脱了心智上的迷惑一般，迅速恢复健康，再现活力。

鉴于此，本人郑重宣布：之前所写的一切入队、入团、入党申请书，入党后所写一切思想汇报及半年、一年党员小结，及党团档案中所有书面材料全部作废，退出共产党，做个明明白白的中国人。

（全文完，2015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