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前后被关押八年之久，母亲长年流离失所，年幼的王玺和弟弟饱尝炎凉世态。但是王玺说，她理解父母对信仰的坚持，并为此感到自豪。
她说：“纵然我从不认为爸爸妈妈是做错了事的坏人，但年幼的我也曾一度对他们坐牢的事感到自卑和难以启齿。后来，我终于明白，在如今这个没有战争的世界，像他们一样愿意为了正义和信仰去抗争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是值得我骄傲的人。”
2020年7月17日王玺在中共驻美大使馆前集会上的发言：
我叫王玺，来自山东潍坊。
今年是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残酷镇压的第21年，也是全球大法弟子坚持不懈反迫害的第21年。21年，占据了我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正是因为这场迫害让我还不长的人生就经历了家破人亡的悲痛。
法轮大法教人以“真，善，忍”为原则为人处事，让许多人身心受益，我们全家也不例外。
我的爸爸1998年在书店买书时有幸接触到了法轮大法，从此便开始了坚定不移的修炼道路。我的妈妈在爸爸以及其他同修的带动和影响下在2000年正式得法，得法后，困扰妈妈多年的疾病也全部不治而愈，从此无病一身轻，至今十几年来连感冒都没有过。而我也是从小跟着父母亲一起学法炼功，似乎冥冥之中与大法有着不解之缘，年幼的我五套功法的动作一看就会，还不认识许多字却很喜欢尝试着读大法经书；即使后来在中共迫害中我们全家流离失所，受中共谎言欺骗的亲戚也无端地怨恨大法，甚至还让我劝父母亲不要再学大法了，然而年纪小小的我却从不曾怀疑或抱怨过大法，一直坚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是教我做好人，我的父母也没有做错。
在得法之前，我一直是医院的常客，光是严重的肺炎就得过三次，以至于注射普通的抗生素都已经对我不起任何作用，得法不久，我便经历了师父讲法中说的清理身体，至今十几年一片药都没有吃过。不仅身体受益，我们家的生活也更加幸福和谐，得法前父母经常吵架甚至打架，年幼的我也是生活在惶恐之中，在父母开始修炼之后，渐渐很少吵架，我也开心了许多。
然而，好景不长，就是如此让人身心受益，让整个社会受益的大法，却在中共的造谣抹黑下，受到残酷的镇压，那些信仰真、善、忍的好人却遭受残忍迫害。
2000年8月23日，因为印刷大法资料，我妈妈的印刷店被抄，我爸妈、两位员工还有三位同修一起被绑架，所有值钱物品全部被抢走，折合人民币十几万。当时只有8岁的我独自在家边哭边等，却一整晚都没人回家。后来由于无人照顾，我先后到几个同修家住了一段时间，一个多月以后，爸妈才被放了出来。被释放后不到一个月，我妈妈又被判劳教，警察来家抓人时，正巧没人在家，妈妈也逃过一劫。但被逼无奈，我们也不敢再回家，我也被迫辍学，跟着爸妈还有三岁的弟弟，一起过着流离失所的日子。几个月之后，爸妈决定去北京信访局上访，为大法讨个公道。
就在临行前夕，与我妈妈一起张贴真相材料的两位同修（徐兵、娄爱卿）被恶意举报，遭到警察非法绑架，当晚她们两个就被警察刑讯逼供，让她们提供住所，她们不说，就遭到酷刑折磨。当晚一位同修就被警察把头打出了十多公分的大口子，去医院逢了十几针，头肿得很大，连夜又被拉回派出所坐老虎凳一天一夜。另一位同修被打得全身伤痕累累，全身都是青紫色，肿得不敢动。她们俩被抓到看守所不到一个星期，就被折磨至死！
我的父母没有被这些警察的邪恶吓退，相反，他们怀着悲痛的心情毅然踏上了去北京的旅途。刚到天安门广场，他们就打出：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横幅，同时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紧接着他们就被一群警察按倒在地、拳打脚踢，爸爸的眼镜被警察捣碎，整个脸被打得鲜血直流，后来他们被拖到一个大巴车上，送到了海淀看守所。经历了六天的刑讯折磨，他们被遣返回了老家潍坊。爸爸暂时在工作单位的担保下被放了出来，妈妈却依然被关押在她工作单位保卫科的小黑屋里。在爸爸的帮助下，妈妈从被关押的地方翻墙逃了出来，然而她却不能回家。当时天还下着大雪，妈妈步行走了60里路到了农村亲戚家，到达时天已经亮了，她两只脚都磨出了血泡。但是，亲戚也不敢收留，她也只好离开。后来，几经辗转，妈妈爸爸带着年幼的弟弟逃到了青岛，只留下我一个人独自在家。
若不是妈妈告诉我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这一切，我根本难以想像他们在当时经历着如此的痛苦和恐惧。而年幼的我，在本应该无忧无虑的童年，也因这一场残忍的迫害，经历着无人诉说的痛苦。
8岁的我无法独自生活，也无处可去，只好由有空的亲戚轮流来我家照看我。小小的我变得郁郁寡欢，最怕别人提起父母，最怕开家长会。一位原本要好的同学，也在学校教育的洗脑和毒害灌输下认为法轮功是某教。一次，她拿走我的东西，逼我说出以后再也不学法轮功，我只好沉默以对，从此我们也渐行渐远。我每天在学校独来独往，总是默默地走在最不起眼的位置，因为爸爸妈妈不在身边，自己心里有着深深的自卑。那时的同学们都最喜欢体育课，大家就像逃离牢笼的小鸟，尽情嬉戏玩耍。而我却最讨厌体育课，因为我只能一个人在操场的角落，期望下课铃响起。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每一分钟都那么难熬。
在中共的集权统治和教育体制的洗脑下，人们都认为政府说你错，那你就是错；政府抓你去坐牢，那你就是坏人。纵然我从不认为爸爸妈妈是做错了事的坏人，但年幼的我也曾一度对他们坐牢的事感到自卑和难以启齿。后来，我终于明白，在如今这个没有战争的世界，像他们一样愿意为了正义和信仰去抗争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是值得我骄傲的人。
2001年5月爸爸在青岛再次被抓，并被非法判劳教3年，妈妈只好又带着弟弟逃回了潍坊。回到潍坊依然是有家不能回，我们只好找偏僻的地方租房子住，我每天都要一个人骑自行车一个多小时去上学。这期间，母亲没有了工作，我们的生活十分拮据，酷爱读书的我连一本书都不舍得买。更糟的是，爸爸被关在青岛李村劳教所，妈妈却不能去探视，不然连她也会被抓起来，所以，只好由我一个人去青岛探望爸爸。那时的我只有十岁，我一个人从潍坊坐几个小时火车到青岛，然后下车后便找人打听如何去李村劳教所，再辗转坐几个小时公交车才能到达。当时的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现在回想起来真的佩服只有10岁的自己。
一次，我和大我四岁的表姐一起到青岛看望爸爸，去时过了当天的接见时间，无法见到爸爸，必须住一晚，我们又没有钱，只好在车站候车室呆了一晚，第二天才能坐公交车去见爸爸。每次见完爸爸，我都会在火车站旁边的小餐馆点一份鱼香肉丝和一碗米饭，那盘鱼香肉丝的味道至今依然记忆犹新。里面有我见到爸爸的喜悦，也有不知道爸爸何时才能回家的难过，还有即将见到妈妈向她讲述这一切的期待。
2003年11月，爸爸终于从劳教所回家，他又回到原单位工作，在单位中也受到不公待遇。爸爸原本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大学英语老师，即便在担任行政工作时，也是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然而，这次回来后，他却被安排到看大门和打扫宿舍卫生的工作，并且开始几个月还不发工资，后来也只是发临时工的工资。纵然这样，爸爸也依然认真工作，还经常与一些问题学生聊天，帮助他们，并且教育他们做个好人。
虽然经历了多次牢狱之灾还一直流离失所，我的父母亲始终坚定不移地修炼大法，年少的我也从不曾动摇对大法、对真善忍的信仰。爸爸更是积极向世人讲清真相，帮助一些同修还有常人安装新唐人电视台的信号接收器。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家又被邪恶盯上了。
2007年10月，父母亲为了赚钱供我和弟弟上学，便凑钱借钱开了一家超市。当时的我刚刚升入高中，由于成绩优秀，考入了我们当地最好的高中并且考进了实验班，全家都为我高兴。然而好景不长，由于这场迫害，刚要安稳的家庭又开始风雨飘摇。
2007年11月，邪恶再次抓走了爸爸妈妈，还抄了超市和我家，抢走了汽车、复印机、现金等等一切值钱的物品，价值人民币十几万。那时学校中秋节放假，我却怎么也联系不到爸妈，我只好一个人从郊区的学校回家。结果超市和我家都大门紧闭，我又走去了附近的姨妈家，这才知道爸妈被抓的噩耗。父亲还试图跳楼，最后还是被邪恶抓走了。甚至就连不修炼法轮功的表哥和外公也受到了迫害的牵连，被抄家被拘留。我连家门钥匙都没有，姨妈带我去公安局要，几经周折我才拿到了家里钥匙，回到家，家里也是一片狼藉，连电视机都被抢走了。
我弟弟才上三年级，当天由于没人接他放学，他只好自己跑回了家。一进家门，正好碰到警察在抄家，有个警察就问他，你有亲戚吗？他说二姨妈在我家附近，所以他们就通知二姨把孩子领她家去了，让二姨照顾他。抄家的第二天，公安就去我弟弟的学校，给他录像，让他哭着劝爸爸别再炼法轮功了，并逼他写信劝他爸爸别炼法轮功了，让他回家等等。从此以后我弟弟班上的同学都骂他、打他，欺负他，骂他是法轮功的狗崽子。弟弟的胳膊、腿都经常被同学掐的青一块紫一块，他每天都害怕去学校。
随后，爸爸被非法判刑5年，被关到了济南监狱。妈妈在被关押数月后，终于被放了出来。她一个人一边照顾弟弟，一边勉强维持超市运营，没有了车，她只能骑一个多小时电动自行车去进货，冬天寒风刺骨，她就顶着风雪蚂蚁搬家一样去进货、搬货。后来超市实在维持不下去便关了。家里又失去了一切经济来源，妈妈只好四处打零工来维持生计。
2011年5月，父亲终于刑满出狱。当时家里已经欠了8万外债，为了供我和弟弟上学，父亲刚出狱并开始忙着找工作。他骑着自行车在几年不见的城市里转着找工作，中午饿了想去吃一碗拉面，结果发现几年前只要5块钱一碗的面，现在却要9块钱了，他就连一碗面都不舍得吃。
经过前后十年多的牢狱折磨和流离失所，此次刑满释放的爸爸身体大不如前。虽然他很少向我提及在监狱中受得折磨，我也不忍去询问，但是，我依然从他与同修们的交流中、从妈妈口中了解到了一点让我难以置信的情况。爸爸曾提到，冬天在雪地里，他被从头顶浇下冷水；20多天不让睡觉，整个人都要疯了；他坚持绝食，就被强行插管灌食；还有蹲小号、老虎凳、被其他刑事犯人拳打脚踢等等都是家常便饭。其中的细节我已经无从得知，但我知道这些只言片语透露出的酷刑折磨也只是爸爸所经历的冰山一角。在这五年的冤狱折磨，他的体重由原来的180斤，被折磨的只有130斤，身体也变得非常虚弱。
2015年9月15日，在爸爸仅仅出狱四年多的时候，只有50岁的他骤然去世。当时我刚来到美国读书还不到一个月，突然得到这个噩耗，而我却连爸爸最后一面都见不到。悲痛欲绝的我天天以泪洗面，如果没有大法，我可能连活下去的想法都没有了。
但是，此时此刻，我感到庆幸。庆幸的是，我没有在这场迫害中像许多其他同修那样失去生命；庆幸的是我可以站在这里，向更多的人讲述我们家的经历，讲述中共的罪证。然而，我心中也充满悲痛，我的爸爸就在这场迫害中永远离开了我，我多么希望他也可以这在这里，和我一起大声说出中共的邪恶行径。更让我难过的是，时至今日，灭绝人性的迫害还在中国继续着，还有更多善良的人在酷刑折磨中失去生命，更多的家庭经历着家破人亡的惨剧，而这一切，本不该发生。
王玺（左一）参加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美大使馆前的烛光悼念活动。（大纪元）
那些还在助纣为虐的中共官员，赶紧醒悟吧，这样一个泯灭人性、对自己的人民残酷迫害的政权，从来都不是我们中华儿女的选择，更不值得你们为它犯下这些伤天害理的反人类罪行。抛下中共给你们的头衔，你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向往美好生活的普通人，缘何将此等残忍的迫害施加于你的同胞呢？记得我的一个高中同班同学，她的爸爸是我们当地政法委书记，也是她爸爸直接参与了对我父母的绑架和迫害。然而，作为父亲的他，在女儿所有朋友中却最信任我，总是告诉女儿要多和我一起玩，因为他知道我是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是啊，哪个家长不想让自己孩子身边围绕着的是遵循“真善忍”的好人呢？可为何，戴上了中共给的头衔，就从关心女儿的父亲变成了让好人家破人亡的恶魔呢？当你们把所有的好人抓进监狱、折磨致死，那你们身边、你们子女的剩下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赶紧清醒吧，不要再做中共的爪牙，让这场不该发生的迫害赶紧结束吧，让中国这片拥有五千年神传文化的土地重新找回善良的生机。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7/18/n1226507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