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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德国汽车工业联合会（VDA）5月6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出口几乎完全停滞。德国汽车4月向全球客户交付新车1.76万辆，较去年同期暴跌94%。
3月中旬开始，德国三大汽车制造商：大众、戴姆勒、宝马，陆续宣布在欧洲停产。约5周后，德国车企才逐步复工复产。高库存却又无法销售新车，导致许多行业公司面临破产风险。
据德国汽车工业联合会计算，汽车行业雇佣了超过80万名员工。德国车企每停业一天，就损失约3.6亿欧元。
据德新社3月底报导，一名资深行业专家警告，德国汽车业面临裁员超过10万人的风险。德国汽车教父费迪南德．杜登霍夫（Ferdinand Dudenhöffer）直言，德国汽车业预计需要十多年才能真正恢复。
被称为“德国荣耀”的德国汽车业，为何会在这次疫情中遭遇近几十年来的最大危机？它和中共的紧密关系，离不开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
1982年，成为德国总理的科尔，开启了与中共的“订单外交”。哈恩也在当年成为大众总裁。以大众为首的德国汽车界，随着订单外交进入中国。
1984年，科尔以总理身份首次访华，德中决定合资成立上汽大众公司；87年科尔再度访华时，德中贸易额达到89亿马克。科尔也成为了中共口中的“中国人民老朋友”。
2018年底哈恩接受采访时表示，大众能从单一的汽车公司成长为欧洲第一、全球第二大的汽车集团，得益于全球化战略的成功，特别是开辟了中国市场。
然而，这些所谓的成功，建立在对中国人权灾难漠视的基础上。
1989年，北京发生了震惊全球的六四事件。很多外企因此撤离中国，却没有动摇大众及科尔要跟中共合作的决心。
1989年11月，哈恩访华，并受到了踩着六四学生鲜血，刚刚上位的江泽民接见。
1991年，一汽大众正式成立。
科尔也无视德国联邦议院对中共的制裁措施。在他支持下，德国始终坚持向中共提供发展援助。
1993年科尔访华，随行有约40人的德国工商业代表。中德签下70亿马克的合约大单。
《时代周报》指出，此前任何一位联邦总理的国事访问，都没有过这样级别的经济界随行代表团。这也是科尔作为德国统一后的最高领导人，首次访华。
实际上，中德从1960年起，一度恶化到断交边缘。在科尔访华前，德国政经两界对中国的形势和发展都感到不确定。
1993年，正值德国经济处于衰退期，中国经济处于上升期。当科尔在北京展开他的新亚洲攻势时，所有德国工业界和金融界的大企业，都想分一杯羹。
1995年，科尔的访华行程中，出现了中共某驻京部队。
《法兰克福汇报》2004年报导，科尔是六四事件后，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访问中共解放军的西方国家领导人。
德国《日报》则嘲讽科尔是“总理替杀人犯平反”。
在科尔95年这次访华后不久，奥迪与上汽签署了《技术转让协议》，奥迪系列产品正式在中国生产。
科尔的继任者格哈特．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则进一步发展了德中关系。在1998年到2005年任德国总理期间，他曾六度访华，并积极迎合江泽民。
1999年，江泽民动用全部国家机器，镇压上亿名法轮功修炼者。然而，施罗德和德国的汽车工业，依旧无视这场震惊世界的人权灾难。
就在这一年，施罗德先后两度访华，带去更为强大的企业界代表团，包括大众总裁和西门子总裁等。
截至1999年，德国对中共提供的财政合作资金和软贷款，已达40多亿马克。
《真实的江泽民》一书提到，从江泽民展开“贪战”到下台，短短二十几年，国际形势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共的国际政策简单到了赤裸的程度——你如果批评我的人权或其它政策，我就和别人做生意。
德国执政者也深谙此道。为了不得罪中共，对中共迫害人权的问题，不再公开声讨。
而在要求取消对中共的武器禁运上，施罗德更是欧洲政府首脑中，走的极远的一位。有消息披露，2005年4月，在德国联邦议会中，施罗德不惜和99%的议员翻脸，要求欧盟取消始于89六四事件后的武器禁运。
除了大众，中国市场对宝马等诸多德国车企，都至关重要，它们中许多都和有着中共军方背景的华为存在合作，包括奥迪和戴姆勒等。
（新唐人：https://www.ntdtv.com/gb/2020/07/10/a10289105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