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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民徐女士回忆，父亲一向身体健康，今年1月中旬，他突然出现感冒症状。
武汉疫情受害者家属徐女士：“他第一次感冒去就诊打针的时候是1月16号左右。不知道人传人，我们只是在媒体上知道好像有传染病，至于是什么传染病也不知道。好像说是有肺炎传染病，但是过了几天政府辟谣说没有这回事。所以大家就都没放在心里，没当回事。所以我父亲当时感冒了压根就没想到会是传染病，然后就去社区的医院打针。当时大家都是没有戴口罩的，都没有防护。整个武汉都没有防护的，因为当时辟谣了么。”
根据金银潭医院专家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武汉市疾控中心最晚在去年12月16号就已经注意到了疫情。但是警报只是在系统内部拉响，相反对外当局一再声称病毒“不会人传人”“可防可控”。直到今年1月20号才终于承认“肯定会人传人”。随后武汉在23号突然封城。武汉的医疗系统面对大量患者，迅速崩溃。
徐女士：“（父亲）到了1月25号的时候就开始发烧。晚上去医院拍了CT，结果就显示双肺严重感染。基本可以确定是病毒感染。但是必须做核酸检测。我们就去定点医院排队。当时自己是没有资格去住院的，只有社区安排。我们打了很多次120求救，被拒绝了。”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合作伙伴 杨占青：“虽然医生也认为他是疑似感染，双肺都发白了，但是还是要求他去做核酸检测。因为当时的政策是，只有核酸检测阳性才有资格去住院。所以他们等于又花二天的时间，那个核酸检测报告才出来，是阳性，然后才有资格去排队入院。”
1月29号中午，家人终于接到通知，可以将持续高烧的父亲送去医院。
徐女士：“我们1月29号中午到了医院以后，结果在大厅里等了五个小时。直到下午五点钟才进入病房。那就是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吧。”
杨占青：“按照她的说法，就是他们到医院之后基本上就没人管。甚至连上厕所都没人管，大小便都在床上。所以其实就是白白等死。”
1月31号，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2月2号凌晨，噩耗传来。
徐女士：“结果到了2月2号的凌晨3点半左右，就接到医院电话说，父亲病逝了，走了，说是抢救无效，多器官衰竭。我们去的时候只是办理一些相关的手续，人当时都已经打包了。”
杨占青：“他这个案例也是非常典型。就说明了前期政府它隐瞒这个疫情。普通的民众根本不知道疫情已经蔓延那么厉害。知道这个信息之后呢，已经是感染都已经快半个月了，其实就非常严重了。但在那种严重的情况下也没有可用的医疗资源。另外呢，政策上（当局）它会设置一些门槛，比如说必须核酸检测阳性才能够有治疗的机会，所以就导致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治疗。”
徐女士在7月20号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向武汉市中级法院邮寄索赔追责的起诉状，在7月21日，该起诉状被武汉中院签收。
徐女士：“自己这种悲愤、愤怒。我父亲就这样走了，最后一面没有见到，然后连葬礼也没有一个。人突然之间就这样走了，我觉得我受不了。我觉得他们应该对这个事情要负责任。它主要就是没有告知群众，这就是它最错误的地方。如果它告知了，我们就会采取措施，但是你没有告知我，我们都是在无知的情况下被感染的。”
徐女士在决定维权后，并不想在媒体曝光，但至今没有任何部门给她任何的回复。“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合作伙伴杨占青表示，曝光后地方政府官员会极力胁迫当事人放弃维权。但如果不曝光给媒体，地方官员估计没有人在乎她是否起诉。
（新唐人：https://www.ntdtv.com/gb/2020/07/29/a10290590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