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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山东济南的王女士告诉新唐人，“双减”政策出台后，当地教培业转入了地下，收费更高，许多家长没钱送孩子补习了。
山东济南民众王女士：“现在辅导班我听说有查的，查的时候他们就关门了，等查过去没有投诉的就继续开。现在的辅导非常贵，前两天我打电话咨询，上个十六七天要七八千块钱，所以上不起。之前条件好的时候，我孩子还去学点特长，学钢琴、美术，现在经济条件不允许。”
去年7月，中共公布“双减”政策，声称为了减轻学生的补习负担和家长开支，整治教培领域的乱象和无序扩张。“双减”当时重挫了中国补教业，一年后的结果又如何呢？
7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3位学者的调查研究显示，2020年6月到2021年11月，北京、上海、杭州3个教育重地的教培机构，减少1200-1500家。
而中国私人教辅机构达70多万家，比公共义务教育学校高出3倍多。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约有70%的中小学生2021年仍参加了课外辅导。
研究发现，有的家庭从课外教培转向1对1家教，或其他高成本的辅助工具。而越来越转向家庭教育，使得家长无法平衡家庭和工作的关系，焦虑症状上升，增幅约为12.8%。
原教辅机构英文老师、自由媒体人宁静：“本身中国学生和家长面临的很多问题，首先考试的这种设置一考定终身，你说哪个家长不着急？再说就是教育资源的不平衡，你学校有好老师，我们就差点。从哪补？只能从学习班上补呗。中共很早就通过传媒宣传什么，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所以很多家长宁愿苦自己累自己，也得把钱往孩子教育上打。”
据上海英文媒体“第六声”（Sixth Tone）25日报导，“双减”政策推出后，补习业走入地下化，经济富裕、人脉丰富的中上阶层家庭，更容易获得补习资源。
多位家长称，因担心被举报，学生的竞争又很激烈，因此他们对孩子上家教的事保持低调。
北京从事金融工作的陶姓家长说，她12岁的孩子，暑假被英文、数学、物理和课辅课程排满了。而她找到的补习班，都是由从监管网中逃脱的小公司。
居住在北京海淀区的吴姓家长也在“双减”后，和朋友一起，为子女找到外籍英文老师，1对3的上家教课。
她还安排7岁孩子在暑假上中文、数学、绘画、芭蕾、电脑和游泳等课程。但补习费用翻倍。她估计，女儿每个月的课外学习费要1万多元。
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说，“双减”政策无法彻底消除家教所造成的影响，虽然富裕阶层找到了出路，但中低产阶层的家长更焦虑。
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这个双减政策出台之后，中国的选拔人才制度并没有变，还是以考试作为选拔的标准。那么所有的家长为了使得孩子在学业上有进步，所以他觉得现有的这种学校教育满足不了，对于孩子教育的一种需求，他就要补习。你把明面上这些补习机构给打下去以后，他只能通过补习黑市来完成他的夙愿。”
李元华说，“双减”政策是中共用专制手段干扰商业市场的行为，对于有权、有钱的人没有影响，但是它把中低收入想通过补习提高成绩的那些人的路给堵死了。
（新唐人：https://www.ntdtv.com/gb/2022/07/27/a10348857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