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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几十年经济高速成长以后，由于当局政策的改变，在疫情之前，中国经济就进入了下行阶段。
康涅狄格州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贯中：“最近几年因为经济政策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把改革开放，特别是把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方向改变了，正在向中央计划经济，向政府控制一切的方向倒退。现在正在重新建造一个党国体制，由党来统帅一切，指挥一切。这个体制跟40年来的总的改革，开放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这样一来，中国经济也就开始衰败了。”
随后，中共病毒全球大流行让西方国家意识到供应链的脆弱性。此外中共和民主自由国家在贸易、知识产权、人权、台湾、俄乌战争等问题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尖锐。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今年5月发布联合公报，强调抵御中共的经济胁迫，限制某些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先进技术。公报说明，不是与中方脱钩，而要“去风险”。
文贯中：“因为全世界跟中国都要‘去风险’，在高科技层面，要对中国完全脱钩。中国这个社会本身，在党国体制之下，是没有创新能力的，只能去偷窃一些知识产权，或者照抄别人的一些经验。他现在连这样做都会遇到很大阻力，因为人家可以投诉你。而且，你明明需要在各方面学习外国，却鼓吹自己的中国模式是世界最好的，习近平的思想是世界最英明的。在这种宣传气氛下，国内会出现自满，自傲的心态，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速度会大大下降。这会非常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活力的。”
习近平当局前几年就端出重大经济倡议“内循环”，希望降低对外国企业、技术和市场的倚赖。但结束清零封控后，中国经济复苏乏力，让国际投资人失望。居民和企业也更倾向于存款、还贷，而不是消费和投资。习近平最近视察内蒙古时再次喊话，首先要把国内大循环搞好，“靠自己活下去”，然后“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等。康涅狄格州三一学院经济系的文贯中教授分析，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由于人口极大过剩，实际上并不具备“内循环”的市场。
文贯中：“要生活得更好，单靠内循环是决不可能的。道理很简单，相对于庞大的世界第一第二的中国人口规模，中国的生态和中国总的资源规模是不足以支撑每个中国人有一个比较高的生活水平的。基于这么一个理由，所以1978年、1979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上层官僚，共产党的官僚，就意识到一定要搞全球化，搞改革开放。中国一直很稀缺的淡水，耕地，森林等等，可以通过进口粮食，进口大量鱼类产品，进口大量的木材，家具，解决森林不够，耕地不够，淡水不够等的问题。如果又要搞什么内循环，中国人均的资源远远低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还要想搞成一个发展更好，生活水平更好社会，这真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
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仍是以投资为主轴，消费作为第二引擎。吸引各国投资曾给中国带来“世界工厂”的繁荣，但如果转向“内循环”为主的经济模式，是否能够再现荣景？
文贯中：“你要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的话，那你是绝对不可能只靠内循环的。如果回到老毛时代，什么东西都搞分配，凭票供应，最后整个民族虽然死不了，但是，你活得也很难受。最后就是这么一种不死不活的状态。”
（新唐人：https://www.ntdtv.com/gb/2023/07/03/a10374254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