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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农业农村部抽样调查显示，截至2019年上半年，全国70万个行政村庄中，“村级债务”总额已高达9000亿元人民币，村级组织平均负债过百万。
《中国新闻周刊》9月4日刊登调查报导称，村债分布范围极广，几乎涵盖全国所有发达和欠发达地区，甚至出现一两千人口的小村庄，负债却高达几千万的现象。
大纪元专栏作家王赫认为，这还只是疫情前的抽样推测数据，不算完整统计。
大纪元专栏作家王赫：“它的真实情况其实是个糊涂账，中共自己也不掌握。在疫情三年之内，中共的各级政府，包括村庄都大量欠债，所以它现在的村级债务的数额，它肯定是不止9000亿了。虽然跟地方债比，那是很少了，但是相对于农民的收入来说，相对于村集体的盈利能力来说，这是个非常大的天文数字。”
报导也认为，“小村大债”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抑制村级债务增长迫在眉睫。
这些村债包括“传统村级债务”和“新村级债务”。
传统村债是中共在90年代至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前形成的集体欠债。
中部某省份一位村副书记透露，该村超过200万的债务中，有几十万是二三十年前的旧债，至今仍未偿还。
对于新债，多位调研专家都认为村庄建设导致的建设性债务是主要来源。
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公共财政资源以项目制为主要形式向农村输送，并往往要求地方提供30%～60%不等的配套资金。很多村子没能力筹集相应资金，只能采取借债、欠款等方式，从而形成村级债务。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历史上的“好村”，因为地方政府示范任务在身，必须推进所谓美丽乡村建设、旅游开发、人居环境整治等项目，后来成了“差村”。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DAVY J.Wong）：“这些债务产生的村一级，他们往往是一些没有土地价值，也没有多少盈利能力，也没有多少的村办企业去进行扭转局面，这种村的产生的债务往往是基本上是无力偿还。”
调查数据显示，排除江浙沪、珠三角的省份，全国很多村子的集体经济年收入仍不超过10万元，甚至绝大多数的村集体年收入在5万元左右。
调研还发现，很多村庄没能力赚钱化解债务，只能不断跑新项目，用新钱还旧债。但申请新项目意味着村子也需要投入更多配套资金，于是陷入“国家投入得越多，专项资金下达得越多，村级债务就会越多”的怪圈。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DAVY J.Wong）表示，这种滚雪球的困局充满关系运作，和地方腐败密切相关。
黄大卫：“有新的工程，它有政治资本跟个人利益的寻租空间。所以往往它并不在乎原来村的债务和营利能力，只在乎自己在任内的资金到位，去做出一些肉眼可见的配套措施出来。也通过这个工程达到一个权力寻租的目的。”
参与调研的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黄岩也表示，上级政府要政绩，村集体要面子，村干部要利益的合谋，是新村级债务形成的内在动机。
王赫：“要解决这个问题，是要把权力还给农民，农民有了权力，农村真正的自治了，那么这个问题，这些项目该不该搞，搞这个项目做的过程中，大家眼睛睁得很大，你能够贪污吗？所以归根到底，这个农村基层治理，村债务问题，是中共政权流氓化的一个恶果。”
王赫认为，中央财政不会出手帮农村债务买单，在土匪式的农村治理模式下，村民、村委和地方黑势力将形成长期拉锯的局面。
（新唐人：https://www.ntdtv.com/gb/2023/09/08/a10378177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