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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全国“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要他们继续发展好所谓新时代的“枫桥经验”。
参加会见的还有掌握中共“刀把子”的一些重要人物，包括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纪委书记李希，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公安部部长王小洪，国务院秘书长吴政隆，最高法院院长张军，最高检检察长应勇等。
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政法口的所有顶级官员都在场了，习近平他本身也是国安委的主席，相当于开了一个政法口的会议。这个枫桥经验，它恰好就是政法口当年的谢富治搞出来的，文革时期的公安部长。”
所谓的枫桥经验源于1960年代初，浙江省宁波专区诸暨县枫桥区创造的“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的经验。
1963年，毛泽东亲自批示向全国推广枫桥经验。在此后的政治运动中，这种群众专政方式得到了极大发挥，大批基层干部和四类分子被迫害致死。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如果政府出面治理，就要专业治理，专业治理就是依法治国。但是专业治理的问题在于花钱多，还有走程序比较麻烦。所以共产党讲枫桥经验，是要讲基层的问题，要靠群众群防群治。像当年的工人民兵，联防指挥部，治安办公室都是这些的。还有街道大妈，小脚侦缉队，朝阳大妈，海淀群众，都是这一类的。”
早在2003年，习近平在浙江时就曾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更是多次提及。今年9月，习近平特意考察了绍兴的枫桥经验陈列馆。现在中国共有104个“枫桥式工作法”单位。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认为，毛泽东时期，枫桥经验跟阶级斗争挂钩，而中共现在大推枫桥经验，除了想让基层百姓自行解决地方问题，还有很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经费不足。
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也表示，中共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警力不足。
冯崇义：“一层一层的、最基层的，特别是在农村，广阔的农村地带，就警力不足的地方靠这个民众起来，为他执法。以前有这个城管，后来成立了农管，包括他也做那个新版的反间谍法，就所有的党政机关都不够，现在是每个公民都回去执法。”
习近平10月下旬给“欧美同学会”在北京举行成立110周年的庆祝大会发出贺信，并强调：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聚天下英才。
王军涛认为，这就是中共把枫桥经验用在了民间外交上，把海外的中国同胞也拉来为它卖命。
王军涛：“中国是把每个能用的老百姓都当间谍，你不当还不行。它要走群众路线，又要搞人民战争，来打击它不喜欢的人。”
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社交平台X上发文表示，北京这次会见阵容如此强大，不可能是一次无关紧要的会见。
他说，很多人觉得毛泽东时代的群众斗群众运动搞不起来。但由最高领导人发起的任何一场运动，都会被执行者超想像发挥，一场波及全民的政治运动应该是躲不过去了。
冯崇义：“他搞这么大的动作，也就是它的政法口和习近平本人，对这个社会动荡有一个基本评估，就认为经济下滑或者经济崩溃，下来的话就可能社会动荡，包括这次李克强死的时候，各个地方自发的来去悼念，藉这个机会表示自己的不满，他知道人心不稳，官心不稳。所以他现在采取这个方式，他先做未雨绸缪的一个布置。”
冯崇义说，现在习近平显然想回到文革时期普遍采用的“群众斗群众”的方式，来防范即将到来的社会风暴。
（新唐人：https://www.ntdtv.com/gb/2023/11/09/a10382135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