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安门“六四”事件35周年前夕，中国多地按惯例开始启动维稳。当年目睹中共官方血腥屠杀过程的亲历者表示，那些令人痛苦的惨景，尤其是坦克车故意把学生压死在铁栏杆上，那一幕血的画面惊心动魄，就是中共暴政的真面目。

北京六四天安门事件35周年，香港舞台剧《5月35日》首次搬到英国伦敦演出，藉由英文版演出，多元的表演形式，让更多民众用不同的方式了解中共不想让人知道的六四事件相关议题。

5月28日，亲历六四的原大陆学者吴仁华在社交平台公布当年拍摄的死难者照片，拍摄者为了个人安全不愿暴露身分。吴仁华表示，照片拍摄于1989年6月4日中午，地点是中国政法大学教学大楼内。当天他和同事刘苏里也曾亲眼看到这些遗体。

同是六四亲历者的法学家袁红冰讲述当年情景，1989年6月北京天气异常的炎热，他带着教师后援团去参加静坐。

旅澳法学家袁红冰：“白天热得半死，晚上冻的寒风哪像夏天六月份，感觉凉得像晚秋一样。一开始静坐绝食的学生，绝大部分都是北京的学生。我当时是八六级的级主任，当时学生几乎没有落下，都在那静坐，只有一个人没去，就是那个肖建华。”

1979年至1986年间，袁红冰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后留校任教。6月3日晚上8点，听到军队要进城进行军事戒严的宣布之后，发高烧的他立刻骑自行车，从北大圆明园旁边租屋处骑到木樨地，将近一个小时。当他到达现场时，军队已经开始开枪了。

袁红冰：“一群学生从天安门广场跑出来，中共的坦克车从后边追过来，因为路边都有铁栅栏，坦克车就把学生身体在铁栅栏那儿一挤，那个血一下就冒出来。这完全不是错觉，当时觉得那个血喷出来的声音，比坦克车的轰鸣声还大。”

袁红冰背了三四个受伤的人到医院，衬衫都被血染红了。

袁红冰：“晚上天安门广场上搭了很多帐篷，住的主要绝大部分都是外地去的学生，当然也有一小部分是北京学生。所以那天晚上死的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北京市民，因为他们很英勇地进行了抵抗，另外一个就是外地的学生，外地的学生死亡人数根本没有办法统计。”

袁红冰表示，在胡耀邦主政期间，中国有10年的思想自由解放时期，最后共匪整肃胡耀邦的罪名就是他推行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实际上就是思想自由化。

袁红冰：“在胡耀邦先生推动思想自由化的政策之下，当时的中国社会都是充满活力，年轻人的思想也是充满了生机蓬勃。我们北京大学那10年，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各种各样的学术讲座，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是自由地争鸣。所以在那样一种氛围之下，那一代中国年轻人充满了对国家的激情，充满了理想主义，充满了要让中国真正走向自由民主的激情，很深刻的一种激情。”

中共政府仍持续抹煞关于“六四”的记忆，很多人在问，中国社会还可能有“六四”民主运动这样的事件发生吗？旅澳法学家袁红冰认为，只有人民起义才有可能摧毁中共暴政。

袁红冰：“中国要想得到自由民主的拯救，必然要先效法前苏联人民，通过一场全民反抗，直到人民起义，才有可能摧毁中共暴政。没有人民的觉醒，中共暴政是不可能垮台的。所以下一次的中国全民反抗的崛起，可能不是以学生作为领头者，作为先锋队，可能是以社会上的实业知识青年，或者其它阶层的人作为先锋队，引发全民反抗和人民起义。”

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袁红冰因建立“北京大学教师后援团”及支持“六四”中的学生，参与绝食，被停课审查。1994年3月2日，袁红冰被当局以“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罪秘密逮捕，同年底被流放贵州，在贵州师范大学从事教学工作，曾任该校法学院院长。2004年流亡澳洲。

（新唐人：https://www.ntdtv.com/gb/2024/05/30/a1038856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