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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建政前，一度宣称民营资本家是中共的“朋友”；1949年9月中共所谓“临时宪法”，也规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但中共夺权后，逐渐撕下伪装。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说：“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共同发展国民经济。”
到1952年1月26日，中共发布通知，对民族资产阶级展开“五反”运动，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经济情报。
旅美时事评论员唐靖远：“五反的本质，其实是对民营资本家进行整肃和财富掠夺。”
中共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清查资本家，各地组成“五反工作队”，经过短期培训后，进驻私营工厂、商店，调查搜证，并鼓动工人揭发资本家。再对资本家进行车轮战式的问话，一旦被视为嫌犯就被隔离审查，用饥饿、疲劳审讯等方式，强迫他们交代自己的“五毒”行为。
上海一家汽车零件经销商高天民撰文回忆，他一直老老实实经营，唯恐惹祸上身；但三反时，一名军队干部被诬陷拿了高天民店里一万元回扣，被斗得死去活来，最后屈打成招。“五反”时，这名军队干部的口供，就成了高天民的“罪证”。“五反工作队”要高天民交待行贿、漏税等罪行；高天民交待不出，就被持续审问，最后他无奈决定破财保命，杜撰了一些涉案细节，又在工作队的不断逼问下，虚构出160万元的涉案金额，远远超过店里多年的营业额和所有实体资产，以及店主私产的总和，工作队这才满意。后来“五反”处理决定，要高天民补缴28万元罚款，他用随后2年店里所有收入才勉强还清。
中共《人民网》宣称，三反、五反运动，整肃了850万人到900万人，罚款10亿元。
唐靖远：“‘五反’运动，一方面是洗劫中国民间财富，某种程度是又一次变相的‘打土豪’。这个钱用到哪里去了呢？相当一部分是用于保卫朝鲜金家政权的战争军费了。另外，五反运动也是中共消灭城市有产者的步骤，这些人大多是受过传统教育的，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有些人还留过洋，对西方普世价值也有所了解。所以你看中共1949年后的土改、镇反、五反，其实是非常有序地，迫害乡村和城市的文化精英和商业精英，在他们当中制造恐怖、胁迫服从。 ”
而当时，很多民族资本家怀有“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节，在漫无止境的逼供审讯中，在漫天要价的涉案金额中，许多人绝望自杀。包括中国航运大王卢作孚、冠生园创始人冼（音：显）冠生等。
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记载，三反、五反运动造成20万人自杀。
运动也重创了民族资本家的商业信心，不少人选择关门歇业。据官方记载，上海“三反”后，失业工人增到13万人，比1950年初经济形势最糟时还严重。整个国家经济滑坡，生产难以为继，1952年6月30日，三反、五反运动终于宣告落幕。
(新唐人：https://www.ntdtv.com/gb/2019/08/21/a10264880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