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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初期，整个中国社会便处在恐怖气氛中。各地自杀噩耗频传，但大多没有公开报导。
有估计指，在“镇压反革命”时期有50万以上的人自杀，三反、五反运动中，又有20万人自杀。
历史学者辛灏年表示，这些数字可能还保守了一点。
历史学者辛灏年：“一场镇压反革命就是50万人以上，因为毛泽东自己承认的，秦始皇只杀了460个儒生，我一次就杀了4万6千人，公安部统计是70多万人。而镇压反革命以后有20万人自杀，主要是资本家、工商业者，而中国的资本家、工商业者里面，该有多少是知识份子。”
在1949至1976年的二十多年里，大批著名的知识份子走上了自杀道路。其中不少人年富力强，处于事业高峰期。例如中科院学部委员张宗燧、饶毓泰、谢家荣、汤非凡等，国学大师熊十力、周予同等。
山西省《黄河》杂志副总编辑谢泳撰文指出，这一时期的知识份子自杀，还带有明显的突发性和传染性。
中国翻译巨匠傅雷夫妇，因不堪红卫兵侮辱，1966年9月3号在家上吊自杀。仅隔三天，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和夫人 ，便双双自杀。又过了三天，该音乐学院钢琴系系主任、傅雷的生前好友李翠贞教授也自杀身亡；随后，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理论家沈知白、管弦系主任陈又新也相继自杀。
谢泳发现，1952年、57年和1966年，是知识份子自杀潮的三次高峰。这三次高峰，都和政治运动中的恶意人格侮辱有关。特别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工商业者和知识份子自杀，达到了49年后的第一个高峰。
一位研究三反、五反的学者曾描述过当时情景：2月中旬开始，各地即恶噩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不下万人。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悬死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等各处商阜，都有同样情形出现。
辛灏年：“兆丰花园是我一个亲戚住的地方，也是我长居的地方。（那时）几乎每天经常的会悬吊三五个人在树枝上，不以为怪。上海的棺材几乎全部卖空，中共为了节约木料，只好大办火葬场，火葬场开张后，甚至于在一段时间内天天客满。什么客？自杀的人的尸体。”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知识份子自杀的第二个高峰也随之到来。这场运动对中国知识份子造成致命打击，许多著名作家和科学家自杀。
在中共的《内部参考》可以看到极少一部分案例，包括：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丁则良，云南昆明政协委员汤汝光，胡适的儿子胡思杜，著名电影导演史东山，著名女散文家杨刚，著名文学理论家周文，新闻工作者洛蔚、麦招汉，江苏医学院陈少伯教授，武汉大学物理系教授毕长林，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胡汉忏，辽宁省辽阳市工商联主委姜陟庭，《北京日报》戚学毅、《文汇报》梅焕藻等。
辛灏年：“某位教授在他的文章里写的很清楚，胡适留在大陆的孩子胡思杜，原来是河北唐山铁道学院的讲师，并且登报声明和‘反动’的父亲胡适划清了界线，结果《人民日报》在报导他们的系主任的时候，居然污蔑他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院领导权。特别注明胡是“胡适的儿子”，他觉得他没办法再活下去了，自杀了。原因是什么？他成分不好。他父亲是一个大文人中的‘大反革命份子’。”
中共对知识份子的迫害，文革时期蔓延到了全国。这个时期也是1949年后知识份子自杀的最高峰。
（新唐人：https://www.ntdtv.com/gb/2019/08/26/a10265194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