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长日前公开说,武汉市不及时披露传染病疫情信息,是因为没得到授权。地方政府罕见把隐瞒武汉肺炎疫情的责任推给中共当局,立即引发外界的关注。
武汉去年12月初爆发不明肺炎后,武汉当局不但迟迟不公布信息,而且还抓捕传播疫情讯息的网民,下令不让医护人员向外透露疫情信息,并发布官方虚假信息,导致疫情一发不可收拾, 迅速蔓延至全国及世界。因此,武汉市当局成为外界谴责、问责的主要对象。
市长:不是隐匿疫情 是中央不授权
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中共央视采访时称,在舆情方面,各方面对武汉市信息的披露是不满意的,他承认武汉市披露信息不及时。
但他说:“前面这个披露的不及时,这一点大家要理解,因为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它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所以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人不理解。”
周先旺称,1月20日中共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将武汉肺炎确定为乙类传染病,并进行甲类传染病的管理后,要求属地负责,“之后,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
说到问责的问题时,周先旺表示,民众有意见,自己愿意“革职以谢天下”等。
但周先旺的“属地负责后,工作就主动多了”等言论,官方媒体再次报导该消息时删减了这些敏感内容。
外媒普遍认为,周先旺的话就是“甩锅”,把隐瞒不报疫情的责任推给中共当局,不是武汉市隐匿疫情,而是中共中央不授权。
香港公共政策专家丁学良对BBC说,周先旺的言论在纪律严密的中共官僚系统中是“不寻常的”,这意味着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半公开化”,他很可能“得到清楚的讯息,自己要对严重的疫情负主要责任”。
专家:周先旺公开推责的三大原因
大陆独立媒体评论人吴特对大纪元记者表示,之前社会上普遍质疑是武汉地方政府瞒报疫情,但周先旺的话是说,不是武汉不想公布,而是国务院不给他们授权,“相当于把锅甩给了总理李克强和分管卫生的副总理孙春兰”。
吴特说,自己查了下周先旺的履历,感觉他没什么派系背景,不存在什么后台,“他这么说可能是预感到自己可能成为当局拿来祭旗的牺牲品,所以要在此之前拚命一搏”。
吴特认为,中共党内肯定是乱套了。周先旺公开说这样的话,除了可能“拚命一搏”外,还有两种可能:第一,习近平不想承担责任,让李克强当防疫领导小组组长,周先旺也是顺着这个思路把责任推给李克强下属的国务院;第二,有可能是反习势力想让周先旺把责任往高层推。
吴特表示,不论是周先旺自己决定孤注一掷推锅,还是高层有人授意放炮,这件事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共政权内部的分裂,可以说是一种体制脆弱的体现。
按照中共《传染病防治法》,传染病爆发时,中共国务院卫生部门负责向社会公布疫情信息,并可以授权省级政府卫生部门公布本地区的疫情信息。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对大纪元记者表示,周先旺说的事情肯定是实情,他在这件事情上不可能撒谎,隐瞒对他没有好处。2003年中共卫生部长就是因为瞒报疫情,后来丢了官。
胡平表示,武汉之所以没有及时公布疫情,是上面没有决定。地方上发现疫情向国务院报告,由国务院来安排公布信息。这个责任归属是非常明确的。
中共当局被指对瞒报疫情负主责
胡平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中共官员在他管辖之内出了大问题,不出来承担责任,还把责任推给中央,这在中共建政历史上也极其罕见。一方面周先旺觉得冤枉想澄清;另一方面他也担心,“不讲很可能被当替罪羊扔出来”,冒险说出来说不定还对自己有利。
胡平对自由亚洲电台披露,国务院是决定要公布的。可是这件事太大,要请示中共中央,但是习近平当局没有同意。六四学运领袖王丹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
旅居美国的学者和中国问题专家韩连潮26日也发推文说,国务院1月初就建议参照SARS防治方案,提升武汉地区传染病戒备,但中共中央以怕破坏中国新年气氛为由而拒绝批准。
另外,周先旺在专访时宣称,封城是他做出的决定。但吴特和胡平都对大纪元表示, 封城肯定不是他做出的决定,而是中共高层的决定。
吴特表示,中共高层很可能看到内参,对真实的感染数字感到震惊,所以才下令封城。
胡平认为,封城可能是周先旺的建议,得到高层批准,否则一个武汉市长对这么大城市进行封城,他也做不到。各个方面也不一定听他的。应该是得到中央认可。周先旺的意思是,“他愿意为封城这件事负责任,公布信息责任不在他”。
习近平1月28日在北京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官媒报导称,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了这次疫情的防控工作。
吴特表示,“我觉得这话和李克强当防疫领导小组组长是存在矛盾的,应该是他(习近平)后来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表态承担责任了。既有舆论的压力也有党内其它派系的压力。”
武汉当局对疫情扩散负直接责任
但时政评论员石实指出,在隐瞒武汉肺炎疫情方面,武汉市当局至少是帮凶。因为武汉市12月初爆发疫情后,即便武汉当局当时就向中共当局汇报了疫情,但它一直封锁消息,抓捕传播疫情的网民,下令不让医护人员透露疫情等等。
1月1日,武汉警方通报称,武汉市公安部门“依法处理”了8名“编造、传播、散布谣言”者。
1月上旬,武汉协和医院就有十多名医生感染了新型病毒肺炎,但医院下令不让员工向外透露疫情。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林羽回忆说,武汉市的策略都是“冷处理”,不仅仅是临床系统,包括院感(医院感染管理)、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那边消息管控更严重,“整个就不让说”。
林羽还披露,武汉地铁当局下令不让职工戴口罩,理由是“怕引起恐慌”。
“太寒心了!如果官方刚开始就把情况说清楚的话,百分之五六十的人会做好防护吧。”林羽说。
还有,武汉疫情已经非常严峻(仅官方统计,武汉市在1月18日、19日两天有136名确诊病例,并在此前确诊了15名医护人员被传染)的情况下,但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刚、中共国家卫健委19日仍然称,当前疫情“仍可防可控”,“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发布虚假信息。
石实表示,武汉当局干的这些恶事,都是隐瞒疫情;但按照武汉市长的说法,如果武汉当局疫情一爆发就向中共当局汇报了情况,那么武汉当局隐瞒疫情,就应该是中共当局做出的决定,武汉地方当局只是执行,只是一个帮凶。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李克强1月20日分别做出指示后,大陆披露出来的感染武汉肺炎的病例才暴增。
大陆知名人权律师谢燕益此前对大纪元说,中共起初严密封锁消息, 直到掩盖不住事件真相后才被迫回应。为此,他已于1月20日给中共国家卫健委去信,要求其正视问题。
谢燕益说:“这次灾难又是不折不扣的人祸。”中共隐瞒疫情信息、不作为,是严重的犯罪。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1/28/n1182802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