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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要聚焦在一个重点，就是中共要对这次的疫情蔓延全球，担负起最大责任。我们要提出许多证据，来揭露中共掩盖疫情的真相。
其实，过去这几次节目，我们一直跟大家聊到，中共发动前所未见的宣传战与外交战，对欧美国家进行“病毒甩锅”以及“口罩外交”。也就是“纵火者”一边把打火机和汽油桶甩给别人，一边高调地说自己是“救火者”。
这场高规格的“外宣超限战”相当罕见，也让海外专家提醒，中共正在通过外宣来窜改历史，要把病毒“去中国化”、“去中共化”。
中共的宣传战也引发欧美国家严重不满，不但美国国会议员提案全面调查中共的责任，还要求中共赔偿损失；英国首相Boris Johnson确诊感染病毒之后也表示震怒，准备在疫情过后重新审视中英关系，并且可能会拒绝华为参与英国5G网络建设。
但是，最令人意外的是，对于欧美的震怒追究，中共外交部竟然说是欧美想要把病毒甩锅给中方。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他们难道不心虚，不愧疚？这些人试图制造出一只世界上最大的‘锅’甩给中国，让中国成为最大的替罪羊。但这‘锅’太大了，对不起，甩不出去的。 ”
这就是贼喊捉贼，不是吗？
至少有12项证据 中共难脱责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提出许多具体证据，来厘清这次中共病毒的来源以及疫情蔓延全球的责任，应该落在谁身上？谁才是这场全球病毒战的首要战犯？
我认为，至少有12项证据：
证据一：中共在疫情爆发前 已掌握病毒
我们知道，这次的中共病毒在去年底爆发疫情，湖北当局在12月31日才首度对外承认，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到1月9日才宣布肺炎是由“新型冠状病毒”（中共病毒）导致。
但是，早在2018年4月5日，央视就曾经报导过，科学家发现了一种源自蝙蝠的新型冠状病毒。而且当时的受访者，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员周鹏。
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 周鹏：“现在病毒已经分离出来了，我们也制备了相应的抗体、疫苗。”
到了去年9月18日，武汉天河机场举办了一场新冠病毒（中共病毒）的感染应对演习。这两个消息，是不是已经证明，病毒很可能就是来自中国境内？因此早期的病例，才会都集中在研究病毒的武汉病毒所周边地区。
事实上，早在2015年11月，当时的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也就是现任的中山大学医学院长郭德银，就曾经在武汉病毒所举行一场“新发冠状病毒”的演讲。只是当时的“新发冠状病毒”，是否就是后来的新型冠状病毒，也就是中共病毒？这可能得问郭德银本人了。
不过，从这些证据来看，中共方面应该早就掌握了这次的病毒，甚至还研发了疫苗，所以才会在武汉机场举行病毒演习。
而且，最启人疑窦的是，一般疫苗都需要至少一两年的时间才能研制完成，而日前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才刚受访表示，疫苗的研制，要经过三期的临床试验，因此最短也需要六个月的时间才能证明疫苗是有效的。
然而，中共军方在3月18日发布消息称，军方已经成功研制出疫苗。不过，仔细看疫苗的照片上，写着生产日期是2020年2月26日，如果往前推六个月，等于是军方早在去年8月就已经开始研制疫苗了。
换句话说，中共军方早在去年8月以前就已经掌握了这次病毒，如果是这样，刚刚提到的那些证据，也就都一切合理了，不是吗？
如果中共早就掌握了病毒，为什么还迟迟掩盖疫情、应对迟缓，造成大量中国人民伤亡，这责任不应该算在中共身上吗？
证据二：学术研究与媒体证实 去年11月疫情已发生
香港《南华早报》在3月13日披露，根据中共内部资料，目前官方掌握到的第一名确诊病患是一名55岁的湖北居民，确诊日期是去年11月17日。比官方承认疫情发生，早了一个多月。
而且，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等人在今年1月24日，在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发表一篇研究，发现他们掌握到的早期病患，最早发病的是在12月1日，也就是说，疫情的传播在11月或更早就已经开始发生了。
所以，这两项关键证据都显示，中共病毒应该是在去年11月或更早就已经开始感染人，但当局为什么不吱声、不警告民众？这个责任，中共不该扛吗？
证据三：疫情爆发后 中共延迟向世卫通报
2003年SARS的教训震撼全世界，因此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05年通过新版《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要求世卫所有成员国，包括中国，如果遇到“SARS或者由新亚型病毒引起的类似疾病”，有责任在24小时内与世卫组织共享相关信息。
但是，世卫一直要到1月9日才发出声明，说中方初步证实，有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造成肺炎疫情。
无论中共是在11月或者12月才掌握疫情，中共显然没有按规定在24小时内向世卫通报，势必得承担延误通报的责任。
证据四：政治施压 不让疫情上报
财新网在2月27日刊登一篇调查报导，披露最早接受武汉医院委托、进行病毒基因测序的公司，被湖北卫健委官员通知说，不得再检测样本，并且要销毁所有样本，显示湖北当局在疫情初期，就已经有意掩盖。
而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是“吹哨者”李文亮的同事，她日前受访时，也透露在疫情发生初期，她曾经向医院高层上报疫情，却被医院纪委警告，说她在造谣；而医院高层也要求所有人不得对外透露疫情。显示上自中共官方、下到地方医院，都在设法掩盖疫情，营造自己的“好成绩”。
即便到了现在，武汉宣称疫情“清零”，即将在4月8日解除封城，但是仍有武汉医护人员披露说，市委书记王忠林下令不能再有确诊病例，否则“再有一例就追责”，从而让武汉“零新增”。
根据武汉民众流出的对话记录也可发现，尽管同济医院日前一天之内新增确诊一百多例，但当地区长为了保住官位，坚持不让疫情上报。
换句话说，种种迹象显示，中共官方从疫情开始到现在，都一直在进行政治施压，掩盖疫情真相。
证据五：掩盖疫情“人传人” 耽误民众防疫
疫情发生之后，中共卫健委专家王广发先是对外声称疫情“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结果十天后，王广发自己就确诊了。
1月20日，专家组组长钟南山才正式出面，对外承认病毒可以“人传人”。
然而，著名的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1月29日发表一篇研究指出，从425位早期病患来分析，武汉很可能在去年12月中就已经出现“人传人”的现象。
也就是说，中共一直不愿公布疫情真相，一直掩盖病毒会“人传人”，从而导致大量民众无法提前防范，造成众多人员伤亡。这个责任，自然要算在中共身上。
证据六：隐匿疫情实况 假造数据上报
我们以前就说过，我们通过权威渠道得知，中共在疫情数据上造假，掩盖疫情真相，直到现在还是如此，所以中共官方的数据并不可信，所以我们也几乎不提。
事实上，从部分外流的地方政府公文也可看出，当局要求下级单位把疫情相关的内部文件与数据销毁，并要求接触过数据的人员签署“保密承诺书”。这么诡异的措施，很可能是为了隐匿疫情真相。
香港南华早报也披露，中共为了美化确诊人数的账面数据，特意把“无症状感染者”不列入确诊案例，这个计算方式并不符合世卫组织的定义。根据官方数据，中国至少有4.3万名无症状感染者。
根据海外媒体披露的中共内部文件，山东省的实际确诊人数，是官方对外公布的好几倍。
而香港电台的报导也披露，武汉医院为了配合当局的“疫情清零”、“复工”主旋律，用拒绝检测的方式，不让出现新的确诊病例，从而维持疫情的零增长。
这类隐匿疫情、假造数据的证据还有很多，就连最近武汉的殡仪馆开放病患家属领取骨灰，骨灰盒的数量远远多于官方宣称的死亡人数，也引发国际媒体的追踪调查，质疑当局隐匿疫情。
证据七：打压说真话的吹哨者、送哨者、公民记者
在这次疫情当中，中共对许多敢说真话、讲出第一线疫情真相的人员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压，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吹哨者”李文亮医生，还有后来向媒体披露武汉医院掩盖疫情的“发哨人”艾芬医生，不但遭到当局追查与恐吓，也被要求噤声。
还有前往武汉第一线拍摄疫情真相的公民记者李泽华、方斌以及陈秋实等人，后来都遭到当局抓捕，目前依然下落不明。
证据八：打压说真话媒体 封锁疫情真相
在这次疫情当中，敢说真话的媒体屈指可数，而且都成为了中共打压的对象。
包括《财经》杂志的《统计数字之外的人：他们死于“普通肺炎”？》、财新网的《新冠病毒基因测序溯源：警报是何时拉响的》等等报导，都因为披露了医院第一线如何掩盖疫情，以及医院拒绝让病患住院进行检测以减少确诊案例等等内幕，遭到当局屏蔽删除。
中共宣传部还下令不准记者采访疫情真相，比如医院床位不够，社区出现疑似病例等等，只能报导政府如何调配物资，如何防范疫情等正面消息。
当然，还有包括像我们频道等等，这些敢说真话、讲真相的海外媒体与自媒体，也都遭到中共的屏蔽封锁。
证据九：操控媒体宣传 营造“抗疫胜利”假象
中共的舆论维稳不只是体现在对真相信息的封锁，中共领导人也多次强调，“加强宣传教育与舆论引导”、“宣传抗疫一线感人事迹”是党内抗疫的重点工作。
因此，中共不但派出三百多名记者前往湖北与武汉第一线进行采访宣传，动用党媒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所谓“正能量宣传”，甚至还多次安排造假摆拍，传递各式各样的“好消息”，也因此造成大批海外华人与留学生相继回到中国去躲避外国疫情。
简单说，中共封锁一切不利当局维稳的真相信息，营造“抗疫胜利、一片大好”的假象，想要借此快速推动复工复产、宣传“党领导有方”，这种偏差、造假的舆论场，势必导致全国人民误判疫情。一旦疫情再次爆发，中共难辞其咎。
证据十：中共操控WHO，误导各国防疫
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在这次疫情当中帮了中共最多，却也害了全球各国误判疫情，应对迟缓，导致损失惨重。
谭德塞一开始宣称“对中共防疫能力充满信心”，接着强调“各国没有必要过度反应”，没必要对中国实施旅游与贸易限制；然后又坚持“疫情受控，不构成大流行”，等到被迫宣布疫情成为“全球大流行”之后，却又宣称问题不是在中共，是“有国家轻视疫情，导致全球大流行”。
谭德塞的表现，如果说他是中共海外卫生部长，一点不为过。
虽然我们还不清楚，谭德塞与中共之间有什么直接的利益往来，只知道中共对谭德塞的母国埃塞俄比亚（衣索比亚）提供了大量的金钱援助。但是中共在国内疫情紧张之际，还高调捐出2,000万美元给世卫，让谭德塞高兴不已，再次对中共感恩戴德。
日前，中共领导人还回信给谭德塞，公开赞扬他在疫情中的表现，强调中共将继续坚定支持他。
从这些线索来看，不难看出中共对世卫以及谭德塞具有一定的支配力。这次全球许多国家因为世卫的错误资讯而误判疫情，中共绝对得扛一份主要责任。
证据十一：动用外交与外宣 把病毒甩锅外国
大家都知道，中共这次甩锅病毒的对象一开始锁定的是美国。中共先在2月27日派出国家卫健委高级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出来说，“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但不一定是发源在中国。”但是钟南山没有提出任何证据。
接着，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战狼，不对，赵立坚在推特上公开叫阵美国，用中英文写着，“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赵立坚的说法，引发美国政坛震怒，从白宫到国会都纷纷展开反击。
中共发现苗头不对，又开始想把疫情推给意大利。意大利专家接受美国媒体访问，中共党媒刻意将人家的发言断章取义，宣称意大利疫情是在去年11月到12月之间爆发，比中国疫情要早，暗示病毒源自意大利。
党媒报导引发专家不满，专家出面公开指称，中共病毒“无可置疑地”是来自武汉，而且可能在去年10月以前就已经爆发疫情。因为去年10月，意大利曾经派出200人到武汉参加“世界军人运动会”，不排除当时有人感染病毒，带回意大利。
中共又发现苗头不对，可能会穿帮，接着又想把疫情源头嫁祸到德国身上，说意大利的病毒可能是来自德国。
中共央视这两天又再次针对美国专家的采访，进行捏造窜改，宣称“美国科学家说武汉绝对不是病毒源头”，但其实专家本人说的，是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绝对不是病毒源头。
好，我们看到中共外交与宣传体系，不遗余力地想把病毒甩到国外去，为什么这样做？如果病毒源头不是来自中国、疫情责任与中方无关，中共有必要这么急着切割转嫁吗？是不是反过来说明了，中共自己作贼心虚才急忙撇清呢？
证据十二：全球病毒 皆可溯源到中国
根据知名的流行病学网站Nextstrain的统计分析，目前为止，在全球各地出现的病毒，它们的基因序列都可以追溯到中国。所以在这张树状图上可以看到，右边是目前各国采集到的各种病毒基因序列，有二千四百多个样本，而这些病毒的起源，都可以向左边追回到中国境内。
要说明一下，Nextstrain的数据资料，是来自“全球共享流感数据倡议组织”（GISAID），这个组织2008年在德国成立，由七十多位科学家联合成立，其中包括了7名诺贝尔奖得主，是相当权威的国际组织。
Nextstrain的分析里提到，这些数据“表明在2019年11月至12月某个时间，（这些病毒样本）共有一个共同祖先”。
用白话说，目前在世界各地流传的病毒，它们的起源很可能都是来自中国，而且是在去年11月左右开始爆发传染，继而向中国各地与世界各地传播，并且持续发生变异。
所以说，病毒的源头与疫情责任归属，中共都很难逃脱关系。
好，我们再跟大家总结一下，至少有12项证据，证明中共必须对这场疫情担负主要责任，包括：
证据一：中共在疫情爆发前 已掌握病毒
证据二：学术研究与媒体证实 去年11月疫情已发生
证据三：疫情爆发后 中共延迟向世卫通报
证据四：政治施压 不让疫情上报
证据五：掩盖疫情“人传人” 耽误民众防疫
证据六：隐匿疫情实况 假造数据上报
证据七：打压说真话的吹哨者、送哨者、公民记者
证据八：打压说真话媒体 封锁疫情真相
证据九：操控媒体宣传 营造“抗疫胜利”假象
证据十：中共操控WHO 误导各国防疫
证据十一：动用外交与外宣 把病毒甩锅外国
证据十二：全球病毒 皆可溯源到中国
要强调一点，我们整理出这么多证据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指证这次的中共病毒是来自中国，而是要强调，无论是在病毒的来源、疫情的掩盖误导等等，都与中共有关，中共当局必须对这场祸延全球的疫情，担负起最主要的责任。
最后，我们要借用华春莹的话来总结：这锅太大了，对不起，你们中共甩不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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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次再会。
害己
战天斗地逆乾纲
欺世盗名邪难藏
蓄毒四海谋夕溃
狂哮舞爪落狱汤
唐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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