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病毒疫情令原本下滑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失业严重。官方日前公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已超过6%，但实际上，还有未登记的城镇人口和大量农村失业人口。当局希望鼓励发展“地摊经济”提升就业，一时间，各地政府掀起“摆地摊”热。
但热度没过几天，就有消息称，由于高层认为“地摊经济”一词有损政府的面子，6月4日开始严禁媒体在报导中使用“地摊经济”一词。另据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6月6日消息称，“地摊经济”不利于树立“首都形象和国家形象”，有网上视频显示，北京城管已经开始打压摆地摊的市民。而大连的夜市因所谓堵塞交通、卫生“一片狼藉”等，目前已被停业。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内部意见从来没有一致过，一面是趋向保党，包括习近平和中宣部，为面子、或形象工程、或政绩，要粉饰太平；另一面是务实派，包括李克强等，主张抓实业、抓经济。
“李克强讲到6亿人月收入1000，现在几亿人在贫困线下，不光是暴露了2020年翻番做不到，实现不了，这显然是打脸中共，也导致中共内部矛盾的升华，现在中共上层之间的立场和观点分化对立并公开化，这也是中共快灭亡时其内斗公开化。”
另外，“务实派一方认为经济恶劣实在难继续下去，不得不放开让老百姓自谋生路，摆地摊有点收入，不至于活不下去，给老百姓一个最低的不用政府花钱的自谋生路方法，即使这样也被中共左派所不容，以对市容不利、对“伟光正”表面形象有害，认为破坏了中共的形象，揭示了中国内幕，就开始叫停摆地摊。”谢田说。
在地摊热被叫停之前，中国经济学者何军樵就认为，地摊经济不可能走多远。
“从国家经济发展的角度上来讲，一个国家如果仅靠地摊经济获得生机，这个国家就完了，哪一个国家的支柱产业是地摊经济？那不都回到原始社会了？这个现象（背后）是大规模失业，（所以）鼓励大家去摆地摊，不要待在家里，没饭吃（别）到时候犯上作乱。”
何军樵说，中共一方面想维持所谓经济繁荣假象，但其实现在摆地摊根本就不挣什么钱，现在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个时候属于物质特别紧俏，什么都缺，卖个杯子都赚钱，“现在是物质商品经济过剩了，而且都是穷人去逛地摊，买点便宜货，穷人从穷人身上挣点钱，那有多难，哪有什么钱赚，就是混口饭吃，说发财那不是鬼话。所以，（地摊经济）怎么可能长久呢？”
何军樵认为，总而言之，所谓的地摊经济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是为了暂时解决就业问题，“（国家）解决不了那么多就业，放开这个口子，你们自己找口饭吃。但也不说你随便可以摆，是要收费，也是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各个城市有各个城市不同的管理办法。”
让摆地摊真为老百姓生计着想？
何军樵还表示，中共从49年建政至所谓改革开放之前，中共在控制人口流动过程中消灭了以前的地摊经济。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在经历几十场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浩劫后濒临崩溃。79年改革开放，就是因为过去的经济已经证明走不下去了。
“为什么叫改革开放，说穿了就是对以往的经济以往的行为做了个全盘否定。人民公社也取消了，大家又可以重新做生意了，农村里的人也可以到城里来摆摊，城里人也可以摆摊了，然后商品开始流通。”
80年代末90年代初，所谓国有企业改制引发大批职工下岗，再次引起失业高峰，中共开始鼓励个体经济，那时的宣传中常常听到“某某个体户成了万元户”，“那个时候没有‘城管’，很多人（失业）没有工作，有人就到市场里开店，有些人直接就在大街上，甚至在火车站摆个摊，铺一块布，在布上摆一些东西，人往布上那里一坐，没人管。”
1997年5月，北京市宣武区成立第一支城管队，随后中共在全国各地建立城管体系。2002年8月22日，中国城市管理领域的行政处罚制度全面铺开，地摊经济中的摊贩成了“城管”碾压的对象。
何军樵认为，中共背后的逻辑就是实用主义，它需要的时候它（地摊）就是人间生机，不需要它的时候，它就是脏乱差，它就是资本主义尾巴，一切都是为了它的执政需要，它的生存需要，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执政永远是第一位。
何军樵说，回顾从49年到今天，他查遍了每一年的历史，“从49、50、51年……直到现在的2020年，每一年我都在反复查询历史，我想找出来哪些年（中共）对老百姓特别好，施行了所谓的仁政，（但）我没找到一个。”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6/7/n1216865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