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英文教师，到全球电商巨头、亿万富豪，马云的成功故事，被官媒宣传为“中国梦”，又被看作代表中国的“软实力”和“中国闪亮的名片”。但自去年11月蚂蚁集团IPO计划被习近平叫停之后，马云的声望跌至谷底，被人比作心眼坏透“黄四郎”和“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华尔街日报》报导说，习近平亲自叫停了蚂蚁集团IPO的原因，一是马云在去年10月演讲中批评他限制金融风险，二是一批人脉广泛的人将从此次IPO中大赚一笔，其中一些人与那些对习近平构成潜在挑战的政治家族有关联。有评论形容说这“惊得习近平一身冷汗”。

目前政府部门正在调查蚂蚁集团去年上市为何能获得快速批准，重点在于：哪些监管机构的官员为蚂蚁的首次公开募股（IPO）开绿灯，哪些地方官员为蚂蚁游说募股，以及又有哪些大型国有企业等着从蚂蚁上市中获利。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引用评论人士吴强的话说，马云之前是个几乎没人敢惹的角色，但在“消失”的几个月里，不停地去北京，设法与央行或政治局的官员会面，但还是无功而返。吴强表示，马云在政界有一些人脉关系，但主要是与前领导人江泽民之间的关系。在与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政府打交道时，这些关系用处不大。

吴强说，同时马云也越过了中国共产党体系的“红线”。“企业家不能参与政治事务”，“北京方面最担心的是企业家通过各种方式，参与或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决策。”

BBC引述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庄太量的评论认为，阿里巴巴背后是中国互联网公司共同面对的政治难题，马云或者中国其他新一批互联网富豪，之所以有今天，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政府在国家层面上阻止了外国的竞争者，通过防火墙让他们做成“独市生意”，国家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中共）政府想谁发达，谁就发达。

充满个人魅力的励志大师

1964年出生在杭州的马云，父母都热衷于曲艺表演。马云身材矮小，但能量巨大，魅力惊人，擅长讲故事。马云的早期顾问邓肯‧克拉克（Duncan Clark），第一次见他时感到，“他很有说服力，很懂得表达，很会说故事。”

在上世纪90年代，当人们都还不知道互联网为何物时，马云就编造出比尔‧盖茨的一句话，“互联网将改变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马云英语流利，是一流的演说者，曾被《洛杉矶时报》称为“金句机器”，他经常乘坐私人飞机参加达沃斯论坛，用不带口音的英文，侃侃而谈市场化、全球化、世界领袖等，成为一个全球化精英圈子里的一个大明星。

财经作家吴晓波说，“二十年来，对马云的称呼有三变，一开始是马总，后来是马老师，近几年成了马先生。”在中国的敬语中，总裁、总经理只不过是商人而已，而老师和先生，都属于对传道授业的师长称呼。

在公开出版的《马云内部讲话》中，马云津津乐道的不是阿里巴巴怎么赚钱，而是怎么帮助中小企业赚钱，怎么创造就业机会，以及怎么改变社会，和一个企业的“使命、愿景及价值观”。这使得他看起来更像一个精神领袖。

香港“端媒体”报导说，1999年底，从台湾到杭州加入马云的蔡崇信也发现，阿里巴巴的员工像是马云的“门徒”一般。2005年，阿里巴巴收购雅虎中国后，原雅虎中国的员工非常难适应：“阿里人对马云非常崇拜，甚至到了‘神化’的地步。阿里巴巴的人还说，一星期见不到马云，感觉就活不下去了。”

阿里巴巴副总裁彭蕾说：“无论马云的决定是什么，我的任务就是帮助这个决定成为最正确的决定。”

马云的名声不但在国内红透半边天，他的名声连国外的普通人都知道。克拉克在美国遇到一位破产的残障男士，跟中国没有任何联系，对方向他表示，受马云启发，决意重新振作。

克拉克说，“他的电商生意只是做买卖，迎合网购的世界潮流，当很多人都认为崛起的中国（中共）带来威胁，马云相对来说更易被接受，是一股软实力。”“如果中国允许选举，马云可能会成为最高职位的热门人选。”

游走于官商之间

公开场合，马云似乎刻意与官方保持距离，保持一个独立的企业家形象。马云不像马化腾、李彦宏那样，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他只在2008至2012年做了一届浙江省人大代表。

马云私底下曾对朋友称，他自己一不政协、二不人大、三不党代表。但企业家也可以报国，而且作用不比任何人差。马云还告诉员工要“与政府恋爱，但不要与他们结婚”。

但2018年《人民日报》公布一批“杰出贡献”人士的名单中，官方的马云简介揭示了他的共产党党员身份。

据BBC报导，马云的阿里巴巴早在1999年，已经在公司内成立共产党党支部，截止2015年共有2,094名党员。百度、新浪、腾讯等其它中国科技巨头其后都分别成立了党委。

在《马云内部讲话》一书中，有明显毛著作的痕迹，马云在一次讲话中说，能让阿里巴巴活了下来的原因，是因为做了几件事情，第一是搞“延安整风运动”，确定我们的价值观；第二是“建立抗日军政大学”，培养干部队伍；第三是“南泥湾开荒”。

马云还以敢言著称，他呼吁市场化、全球化，痛批国家监管机构、国企、银行等等，马云说，“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改变银行，我坚信一点！”“中国支付体系不一定是政府垄断”“把就业机会的宝压在大的国有企业的话，中国没有机会了”等等。

“端媒体”评论说，马云不是约束同辈“只讲商业不谈政治”的柳传志，从创立阿里巴巴开始，他一直不吝批评国有体制，为市场化和全球化摇旗。但他也不是任志强、王功权这样为政治自由奔走，以身犯险的“公知企业家”。马云虽然以直言不讳，敢于挑战既有秩序出名，但细究起来，他的言论从未逾越政治红线，从来都站在党国的一边。

马云还善于利用爱国主义筹码，2011年，日本软银和美国雅虎是阿里巴巴的大股东，马云以“为了维护国家金融信息安全”、“如果中国的企业不进入支付领域，跨国企业就会进入”为由，将支付宝从阿里集团剥离出来。一时间舆论哗然，指责马云违背商业规则，窃取股东利益。

这种剥离，换来的是国内第三方支付的牌照。马云甚至表态，“只要国家需要，随时准备把支付宝献给国家。”

要改变这个世界 被指“功高盖主”

马云说，“我身上没有名牌，我对名牌不感兴趣，对汽车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我可不可以影响和改变这个世界。”“我们相信阿里巴巴最终同样会从根本上改写金融、教育和医疗保健等由信息驱动的行业。”

吴晓波在一次与马云的交谈中，马云告诉他，“最好的企业就是国家模式。我建一个大水库，把管子接到每户家庭里，你一打开来，我就有钱赚。”

马云所说的国家模式的企业，相当于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比如电力、金融、能源、通信运营商等，传统上由中共控制的领域。

当马云的支付宝进军金融领域时，各家银行根本无力招架。《华尔街日报》报导，蚂蚁集团的支付宝在中国拥有超过10亿用户。在截至2020年6月的一年里，支付宝处理了规模逾17万亿美元的数字支付交易，为大约五亿用户促成了无抵押短期贷款，平台还销售许多保险、公募基金和其它投资产品。

吴晓波曾讲了一个故事，可以看出马云帝国的影响力。2015年跨境电商刚刚兴起时，他随同几位部委干部去阿里考察。在阿里跨境电商部门有一块巨大的显示屏，各省的商品出口交易数据快速地即时翻动。其时，广东海关刚刚破获一起出口骗税大案，一位阿里的同事随口开玩笑地说，其实这样的事情，我们这里的大数据比任何部门的监管都要准确。这令站在他旁边的一位副部级干部非常吃惊，身躯微微一动。

马云在国际上也大出风头，以私营企业的商人身份做“中国代言人”，这也让中共领导层感到非常不舒服。《金融时报》报导说，2018年1月的达沃斯会议上，马云摆了一场“世界级大饭局”，嘉宾阵容强大，包括国王、王后、总统、总理、首相和三位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比尔‧盖茨等众多西方顶级商业领袖。

但同样参加达沃斯论坛的、习近平心腹刘鹤却缺席宴会。

在达沃斯晚餐后，马云飞往法国波尔多私家城堡和葡萄园。4月又会见了泰国总理巴育，5月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随后于2018年夏天访问了一系列世界首都，他在海外度过了半年多时间。

马云与各国元首沟通交际自如，英语流畅，犀利俏皮，在席间变魔术，跟中共官员的木讷、官腔迥然不同。他在一些场合被视为“中国代言人”，虽然他也经常对西方世界夸赞中共，但是他的巨大影响力令中共领导层甚为不满。

马云的一个合作伙伴说过，现在马云是“功高盖主”，“它们不喜欢他在世界舞台上代表中国（中共）。”中共官方的不安情绪越来越明显。一名与杭州市政府关系密切的人士说：“他（马云）在公开场合和私人场合所说的话，都可能令中国（中共）感到尴尬。”他补充说，马云回到家后，都要向上面“汇报情况”，“他们会询问他的旅行情况”。

资本影响政治 马云失宠

“端媒体”报导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马云创立阿里巴巴始终是中国官方乐于讲述的“中国梦”故事，一个代表中国经济活力的模范故事。2008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就提出“上海为何不出马云”的讨论，时任广东省委汪洋也称马云为“浙江的一个宝”。直到2015年，时任中宣部部长刘奇葆仍称，阿里巴巴的创业故事是中国闪亮的名片。

这种融洽的政商关系，是马云商业帝国扩张的信心保证。

但早在2018年末，马云就出现初步失宠的迹象，《华尔街日报》报导说，当时习近平邀请了大约50位企业家座谈，反驳习近平政策伤害了民营部门。参与者包括马化腾、李彦宏、雷军等，但马云未受邀请。

习近平隐晦地向科技界高管传达了一条明确的信息：与加强国家技术安全的使命相比，商业成功是次要的。此次会议之后不久，腾讯的马化腾发表声明，承诺将肩负起把中国变成“网络强国”的责任和使命。

使得马云商业帝国引起监管部门警觉的，还有一起“资本操纵舆论”的指控。2020年4月，阿里巴巴高管蒋凡在微博被爆料出轨，但随后这条消息被撤掉热搜，一些相关贴文也被删除。由于阿里巴巴持有微博30%的股份，“资本删帖”、“利益输送”的说法开始广为流传。

《华尔街日报》报导说，一名官员透露，网信办在给高层的报告中称，阿里巴巴利用资本操纵舆论。之后中宣部副部长徐麟出面公开指出，“坚决防范资本操纵舆论”，直指马云。

中国政府越来越担心马云的商业帝国操纵舆论，《华尔街日报》报导说，中国（中共）政府已要求其拿出大幅缩减媒体持股的计划。多年来，阿里巴巴已积聚了庞大的媒体资产，其中包括《南华早报》100%的股份，第一财经近37%的股份，微博约30%的股份，Bilibili6.7%的股份，芒果超媒5%的股份，中国最大的线下广告网络分众传媒近5.3%的股份。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学助理教授方可成，在接受《日经》采访时说，北京的信息很明确，“应该由政府来决定人们应该关注什么，而不是由私营企业来决定”，“政府认为自己是唯一一个可以垄断人们注意力的机构，它鄙视任何与它竞争、获得注意的企图。”

马云还有“东林党”的指责。2015年，马云创办了只招收企业家的学校湖畔大学，当时就有人认为这是培养自己势力的“东林党”，本应在2021年3月开课的新一期湖畔大学，也被报导已经停止授课。

与江派的瓜葛

蚂蚁IPO被叫停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持有蚂蚁集团股权的层层不透明投资工具的背后，有一个由人脉广泛的中国权贵组成的小圈子，其中一些人与那些对习近平构成潜在挑战的政治家族有关联。

《华尔街日报》报导说，其中一家是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创立的博裕资本，在习近平开展的反腐行动中，江泽民派系中的许多人已被清洗，不过江泽民仍然在幕后发挥作用。

另一个与江泽民有关系、属于江系“上海帮”的利益相关者，是由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女婿李佰潭领导的一个团体。

马云与哈佛毕业的“太子党”江志成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多年以前，2012年，江志成帮助马云谈妥了收购雅虎所持阿里巴巴股份的一半的交易。

4月28日，《华尔街日报》再度报导，政府部门正在调查马云如何为其蚂蚁集团去年的股票上市获得了快速批准，打击行动正在波及国家机关。

报导说，自从去年年底叫停蚂蚁集团的IPO以来，习近平接连主持会议，并在会上反复强调，必须防止大型科技公司利用其规模、资本和大量的数据从事反竞争行为。他已敦促下属，今年金融行业的任何不当行为都不能放过。

习近平转变 改“游戏规则”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邓小平试图利用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来挽救共产中国覆亡的命运。到了九十年代末期，中国在加入WTO的前后，出现一个经济自由的窗口期，此时又恰逢互联网新技术的出现，一批新的私人科技公司登场，在社交、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地产、物流及媒体资讯等领域，占据半壁江山。

《华尔街日报》曾报导，2012年习近平上任伊始，曾承诺让市场在经济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甚至考虑解散庞大的国资委。当时国资委总动员，称增强国企，有助于强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但2015年的股市动荡，让习颜面顿失，他意识到市场力量对共产党有害，到了习近平的第二任期，他认为单纯依赖市场风险过大，而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更好的模式。习近平要把“民营经济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更好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据BBC报导，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庄太量认为，阿里巴巴背后是中国互联网公司共同面对的政治难题。

庄太量举例，与阿里体量相当的腾讯，游戏占了相当份额，但中国监管一有变化，对公司会造成巨大负面影响。比如中共出台《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提出控制新增网络游戏上网运营数量，腾讯股票应声下跌4.53%。

阿里巴巴2014年在美国上市后，股价一路高歌猛进，但2015年初中国工商总局发文点名批评阿里系网购平台假货纵横，短短四天阿里付出了市值缩水370亿美元的代价。

庄太量称，马云或者中国其他新一批互联网富豪，之所以有今天，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政府在国家层面上阻止了外国的竞争者，通过防火墙让他们做成“独市生意”，国家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政府想谁发达，谁就发达。

（大紀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4/28/n1291155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