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有两面性，既顽冥不化，也“与时俱进” 。1971年中美关系从敌视变成亲近，可以算是“与时俱进”；而2020年点燃中美冷战、重新回到中美敌视的双边关系，就是典型的顽冥不化。中共的“与时俱进”，其实不过是求活图存的需要，这不会改变它顽冥不化的本质。这是看清中共史和中共未来的钥匙。

一、中共对外战略的两个五十年彼此否定

最近中共准备纪念建党一百周年，自然是一番自我歌颂。但是，如果从中共的对外战略来看，可以发现另一个视角，那就是，中共这一百年的对外战略几乎走了一个闭环，从敌视美国到亲近美国，再从亲近美国回到敌视美国。如果说，中共的经济改革方向是靠近国际社会的市场经济制度，因此融入国际经济、遵守国际规则、亲近西方社会的领头国家美国，是自然而然的事，那么今天重回敌视美国的立场，不就是开倒车吗？如果说，中共本来就敌视民主、敌视西方大国，因此百年后必然还是敌视美国，那么，其百年当中有几十年却亲近美国，甚至以此为成就，这表明中共的成功还是失败？

有趣的是，如果按中共和美国的关系来衡量，中共这一百年正好可以分成两段，即两个五十年。第一个五十年，从1921年到1969年，是中共敌视美国的将近五十年；第二个五十年，从1971年到2019年，是中共亲近美国的年代，仍然是将近五十年；然后，从2020年开始，中共点燃中美冷战之后，中美关系又重新进入中共敌视美国的阶段。中国的国运就在中共对外战略的历史大转折当中颠簸起伏。这样的历史大转折一共发生了两次，每次都是180度大翻转。回顾这两个五十年，我们会发现，中共敌视美国的时期，就是中国人倒楣的年代；中共亲近美国的时期，则是中国人生活有所改善的年代。现在中美关系又进入敌视阶段了，今后中国的局势还可能回到过去中共亲近美国的那个年代吗，显然不可能了。把中共这一百年分成两段之后，很明显可以看出前后两个五十年相互打架。中共总是强调，它一路走来，永远是“高歌猛进，步步胜利”，那么，这两个相互矛盾、彼此否定的五十年，证明中共是“一贯胜利”，还是反复自我打脸？进一步看，既然中共早晚都要反美，为何不一路反到底，而要中途调头呢？如果调头改成亲近美国是中共的方向性胜利，那么现在重回敌视美国的对外战略，不就是方向性失败吗？中共的内外宣传把这种难以自圆其说的战略方向之矛盾完全掩盖起来了，以致于从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到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都被中共的欺骗性宣传所忽悠。

二、为什么会出现这两个五十年？

我在《大纪元》网站今年6月6日的文章《共产党政权的生存焦虑》指出，中共宣传建政六十年时，我指出过其中两个三十年的相互矛盾，即革命与改革的对立；中共高层后来下令，“两个三十年不许相互否定”。现在我提出了中共建党一百年里两个五十年相互否定，或许中共会再发一道命令，“两个五十年不许相互否定”？我关于“两个三十年相互否定”的话，十几年来一直在国内传播；今后，关于“两个五十年相互否定”的看法，会不会也同样如此呢？

政治高压无法阻挡人们的思考，而分析为什么会出现两个五十年，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中共的第一个五十年，其实是中共依赖苏联豢养壮大的必然结果，属于奴才报效主子之举；中共的第二个五十年，是中共为图谋“崛起”而挑战苏联，结果在苏联核威胁之下走投无路之时投靠了美国；至于最近重新开始敌视美国，则是中共这头被美国“东郭先生”收养的“狼”重现顽冥本性，再图“崛起”，开始挑战美国，以摆脱发展的困境。从敌视美国转变成亲近美国，并不意味着中共改邪归正；从亲近美国再转变成敌视美国，是中共的恶习再现。贯穿中共这一百年历史的两个五十年之区别，以及从亲苏到近美、再到反美的战略大转折，展示出中共统治集团的一个基本特性，它总是依靠外国的各种支援图谋壮大，而壮大之后必然反咬喂它的手。

由于中共的这种特性，苏联当年吃了夺命大亏；可以说，苏联在美苏冷战的沉重负担下，又不得不背上中苏冷战的巨大负担，这些军备负担最终压垮了苏联。去年12月26日我在《大纪元》网站上的文章《美国两次养壮红色老虎的历史教训》曾经指出：“美国两次养虎为患，两次把共产党极权政权培养壮大，最后两次被迫进入冷战状态。犯一次错，可以算是美国的愚蠢和大意；同样的重大错误原封不动地再犯第二回，就值得深思了。”

三、中共从亲苏反美到反苏翻脸

中共早年靠苏共培养干部，同时靠苏共拿外汇来养。1931年11月7日中共仿效历史上的农民叛乱，在井冈山建山寨，自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这几个字来自俄文的Советский，原意就是英文的council（咨议会）或conference（会议）。“苏维埃”后来成为苏联的国名用词之一，也是西方“苏联学（Sovietology）”的来由。当年那些湘赣地区目不识丁的农民士兵汉字尚且不识几个，哪里懂“苏维埃”是什么。中共曾在井冈山的山石上刻有口号，“武装革命，保卫苏联”。一个土匪山寨自保都难，何以保卫苏联？中共的这种态度无非是向出钱资助的苏联表示效忠而已，非如此换不来苏联给的外汇。由此可见，中共起家时无非是一个外国势力雇佣的叛乱团体。

抗战结束后国军不是败在共军的旧枪和人海战术之下，而是军事上败在苏联送给共军的一百万关东军的武器装备，加上苏联从欧洲运到大连的原德军的炮兵装备；同时，当年美国的在华外交官当中有一些亲共人士，他们帮助中共，遏制国民政府和国军，终止了对国军的军事援助。于是国共双方的军事实力发生了逆转，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时共军的炮兵火力已强于国军，最后国军战败了。这场战败是苏联军事干预的结果。

中国曾经是苏联阵营的铁杆成员，但斯大林死后毛泽东开始盘算如何在国际共运阵营中取斯大林而代之，变成各国共产党的精神领袖。为此，1958年老毛发动了经济上的“大跃进”，希望用这种“捷径”证明他的“群众运动”能创造出经济奇迹，让中国的经济实力快速增强，显示出毛式道路优于苏联，增加他向苏联“叫板”的本钱。但老毛的“大跃进”、“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政策彻底失败，造成饿死3千万农民的惨剧。苏联对老毛的政策十分轻蔑，1960年6月20日至25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第3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对中共代表团说：你们搞大跃进，可是人民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老毛认为，苏联打了他的脸，自己的国际共运领袖美梦做了没两年就泡汤了，因此恼羞成怒，开始和苏联翻脸，中苏蜜月就此破局，几成死敌。

虽然“大跃进”导致连续三年的全国范围严重饥馑，但毛泽东宁可听任数千万农民饿死，也要集中资源推动耗资巨大的原子弹和导弹研制；为了“两弹”所需，当局耗用了大量黄金储备，也出口了大量农产品来换取军工进口所需要的外汇，代价是更多农民饿毙。

因为老毛走上了反苏道路，中共在国际共运中几乎成了“孤家寡人”。老毛为了在各国拉拢支持者，不惜血本，1961年和1962年对外援助达13.7亿元，连同前3年的外援支出，5年总计23.6亿，其中援助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等国共18.7亿，援助亚非其他国家5亿。为了继续反美，贯彻老毛的“世界革命”，1963年邓小平又奉命用200亿经济援助支持越共发动越南战争。当时大跃进重创国力，3千万人饿死不久，全国老少面黄饥瘦、营养不良，这200亿相当于中国一年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财政收入的60％。

四、从备战反苏到中苏开打

中苏翻脸后，中国走上了倾国力“备战反苏”的道路。共军军事科学院2013年出版的《战略学》提到，从1964年开始中共的战略假想敌从美国改为苏联，共军的战略任务由过去针对美国转为主要防范苏联。大批部队陆续往北调动，并在从东北到华北、西北的“三北”地区大量建立营地、构筑阵地，并制定了作战计划。1964年之前苏联在从西到东1万公里的中苏（包括中蒙）边界地段仅驻军10个师，平均每个师负责1千公里长的边界安全，这是象征性驻军；而中国军队集中北方之后，苏联也陆续将中苏边界驻军增加到54个师，达100多万人。

老毛最后决定武装攻击苏联，于1969年初在黑龙江省的珍宝岛边界地区组织了精心策划的对苏联的主动攻击，3月1日夜间把没有防备的苏军引诱进埋伏圈，全歼70余名苏军巡逻队；以后又发生多次战斗，苏军公布，先后在这个地段被解放军击毙、击伤152人，这是苏军二战后最惨重的伤亡。

当时苏军高层为了报复中国，也一劳永逸地解除中国威胁，准备动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多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这种核打击的首要目标是北京这个政治军事指挥中枢，如果核打击一旦开始，中南海乃至北京城就灰飞烟灭了。

1960年以前苏联在远东布置的中程和准中程弹道导弹只有70枚左右，但1965年以后苏联在远东的导弹武器不断加强，外贝加尔军区建立了针对中国的核导弹基地，在蒙古也建立了许多针对中国的导弹基地。当时苏联拥有核弹头4万枚，可运载核弹头的洲际导弹超过1千枚；而中国那时没有远程导弹，1969年到1970年在东北、西北部署的中程导弹仅50枚，核弹头数量很少。

若苏联1969年用带核弹头的远程导弹或用轰炸机投放核炸弹，当时中国完全无法拦截苏联导弹（中国的战略导弹预警雷达1970年才开始研制），因此老毛没有还手之力，只能挨打。老毛唯一的办法就是钻山洞躲起来，等苏军发动地面进攻时用人海战术硬拼，为此解放军的总人数增加到631万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共产党国家随时准备大开杀戒，而面临灭顶之灾的是中国。

五、中美亲近是中共临危求活之举

现在中共把中美建交说成是老毛的伟大抉择，其实那是老毛的临危求活。1969年苏联的核攻击带来的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但老毛并不知道大难临头，4月还在北京召开了“九大”。直到美国披露了苏联的核打击计划，中共才慌了手脚，开始做求存求活的安排。当时中共领导人多数被疏散到外省各地，重要档案被秘密运往西南地区存放；军队共疏散94万人，空军疏散了4千多架飞机，海军疏散了6千余艘舰艇；成千上万的城市人口进入紧急战备行动中，各大中城市紧急举行防空演习，大规模修筑防空工事；大批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北京的大部分高等院校都下放地方或迁往外地；国民经济转入战时状态，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大批工厂迁往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当时中国就生活在这种准战争的紧张气氛中。

1969年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基辛格，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苏联的判断是，当时中美正在越南打仗，如果苏联动手打北京当局，美国可能不会干预。但尼克松却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苏联对中国核打击，核污染会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全。最后白宫判断，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同时要设法将苏联意图通知中国。1969年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一则消息，用《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作为标题，作了如下报道，“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美国如此表态后，苏共虽然担心，袭击中国时美国可能会采取动作，但核打击北京当局的决心未变。1969年9月16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克格勃新闻代言人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表示“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这是对美国的再度试探。尼克松认为：“对眼前这场中苏一触即发的战争，应当阻止。如果他们执意要打，那是他们的事。”美国为此用已被苏联破译的密码，发出美国准备对苏联134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发动核打击的指令。10月15日美国通知苏联驻美大使，如果中国遭到苏联的核打击，美国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因此会核打击苏联；一旦苏联有1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美国的报复计划便告开始。苏联只能放弃了核攻击北京当局的计划，美国拯救了老毛。老毛完全没想到，他在朝鲜和越南与美国打了两场战争，越南战争当时还在不断升级，居然大难临头时美国会出手相救。

六、从中美亲近到中美翻脸

面对美国的救命之举，老毛虽不是知恩图报之人，但毕竟还懂得盘算利害关系。苏联虽然暂时不再核攻击中共，但对北京当局的军事威胁依然存在，而且压力巨大；此时此刻乃至今后，只有改善中美关系，亲近美国，才能继续保住中共政权的平安。就这样，老毛把“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这个喊了多年的口号揣到兜里，中美关系改善了，尼克松访问了中国，北京和上海的广播电台开始教授英语，美国突然之间从中共的大敌变成了中共存活的依靠。这就是中美敌对关系第一个50年之际发生历史大转折的根本原因，中美亲近，不过是中共临危求活的策略。

从1971年开始，中美逐步亲近，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承认自己过去反美错了，也不意味着它承认过去追随苏联错了。中共从来不认错，但为了生存需要，它可能会从现实利益需要出发而改变对外战略方针。现在我们看到，中共觉得有“崛起”的机会了，就再度咬喂它的美国之手，点燃了中美冷战。

中共的两面性在于，它既顽冥不化，也“与时俱进”。1971年中美关系从敌视变成亲近，可以算是“与时俱进”；而2020年点燃中美冷战、重新回到中美敌视的双边关系，就是典型的顽冥不化。中共的“与时俱进”，其实不过是求活图存的需要，这不会改变它顽冥不化的本质。这是看清中共史和中共未来的钥匙。

大纪元首发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6/11/n1301627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