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首都北京，官方热捧的“朝阳群众”，被认为是协助防卫政权的特务组织。这一模式还在不断的复制、扩张。

一份名为“北京市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文件，要求明年开始到2023年，北京市逐步实现城市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15个社区社会组织，农村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8个；每个社区培育不少于2个如“西城大妈”、“朝阳群众”等所谓“品牌”社区社会组织。

官方定义这类组织，是所谓的群众自治，是“群防群治”力量。在北京，这样的组织还有很多，被官方宣传最多的是“朝阳群众”和“西城大妈”。其中“朝阳群众”被网民称为“世界第五大情报组织”的最后一个，前四个分别是美国中情局，苏联克格勃，以色列摩萨德，英国军情六处。大陆官媒也纷纷引用这一称号。

“朝阳群众”作为中共日益强化监控社会的整个系统的一部分，随着运作细节曝光，近年引发广泛批评。人权观察家认为，这类组织发展了中国社会底层之恶。

无处不在的“朝阳群众”

据大陆官媒《法治日报》11月1日报导，“朝阳群众”至今已是一个拥有14万人实名注册的庞大组织。在朝阳区街头，马路上、伞棚下、地铁外、小区前服务和巡逻的人员，保安、门卫、退休老人、志愿者、快递小哥、白领，都是“朝阳群众”。

据说“朝阳群众”的职责是发现“坏人”，官方会对其培训如何“发现滋事倾向人员及时报告”、“发现违法犯罪线索及时报告”、“发现可疑人车物品及时报告”等。

报导说，他们的特点是“爱管闲事警惕性高”，“连下楼扔个垃圾都会留个心眼儿”。

北京街头处处可见一些所谓的“志愿者”——东城大妈、西城大妈们。她们的薪资有的能高达四千多元。资料图：北京的所谓志愿者大妈。(Guang Niu/Getty Images)
另一家官媒《法制晚报》披露，“朝阳群众”组织成员遍及城市乡村，无处不在但却无名无姓。目前“朝阳群众”队伍还在扩大，更多人选择不戴袖标。

参与这一组织的真实数字，可能远比官方报导的要多。

在专制的中国，“朝阳群众”可能会做一些举报嫖娼吸毒的事，但近年这类组织更主要是帮助政府打压异见人士、维权人士、宗教信仰团体、以及访民等弱势人群。

在上个月，北京多位维权人士宣布将参加北京市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但他们的竞选活动受到诸多阻扰、恐吓，最后不堪承受地方维稳系统的压力，“为了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而退选。其间阻扰他们的，就包括戴着红袖箍的“朝阳群众”。

人权律师：“朝阳群众”带有恐怖主义性质

今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一篇文章提及要重视基层工作，强调所谓新时代“枫桥经验”。

所谓“枫桥经验”是19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创造的一种“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的经验。

习近平在2017年视察北京时，曾赞“朝阳群众”“西城大妈”补充了政府力量不足。

旅美中国人权律师吴绍平表示，像“朝阳群众”这样的组织，中共会给它合法的外衣，但它并不符合自然法：“因为你鼓励群众去揭发或者举报，无形之中把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打破掉了。你不知道谁是可信的。它把整个的人类伦理破坏掉。这是最可怕的地方。”

吴绍平说这跟文革那时搞人斗人一样：“我认为它是带有恐怖主义性质的组织。”

他认为中共更多是出于政治的需要、维稳的需要设立和扩大这种组织，事实上就把人性之恶的东西给激发出来了。

“朝阳群众”曾举报过许多吸毒嫖娼的艺人和知名人士。最早是2013年8月出事的网路大V、美籍华裔天使投资人薛蛮子。案发后，薛蛮子还被上央视“认罪”。薛蛮子曾热衷点评、转发公共事件，批评政府作为。

最新一例是，今年10月，中国著名钢琴家李云迪被北京市朝阳区警方因嫖娼行政拘留。朝阳警方也称，此案的线索由“群众举报”而来。李云迪随后陷入中共宣传口全力打击的目标。

但至今我们没有看到中共官员出现在“朝阳群众”举报的名单中。

吴绍平表示，“朝阳群众”如果这么厉害，应该去监督官员，“中共的贪腐依然是相当的严重，朝阳群众真正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没发挥作用。他们有权力监督官员吗？他们就是出于政治的需要，监控民众、监控所谓的艺人、监控访民，监控宗教信仰群体，包括法轮功学员，这体现了底层之恶。”

“还有教培行业现在也成为了打击的对象。这是一个笑话，就是让这些人斯文扫地。本来就靠这个赚点钱。结果现在跟嫖妓的人一样啊，可能随时被朝阳群众举报。”

学者：中共扩大朝阳群众等组织规模是一种临战状态

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将打造更多类似“朝阳群众”、“西城大妈”的组织，并说到2023年，北京每个社区将培育不少于两个成为“品牌”的社区社会组织。

旅澳法学家袁红冰对有关时间点表示关注，他对大纪元解读说，中共可能要准备发动台海战，2023年接近了台湾的下一次大选，也接近了美国总统拜登任期的最后时段。他认为中共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中国的国家体制进入临战状态。

袁红冰说，“它（中共）对经济的国家垄断，对政治的国家垄断，对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国家垄断都在强化。那么社会控制，它也会强化，像搞朝阳大妈这种接近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群众专政，这种形式实际上就是一种临战状态。”

今年10月16日，中共官方媒体微博账号@钧正平曾发帖，号召“朝阳群众”参与维护中共的政权安全。帖文声称，需要“朝阳大妈”，也需要“捞铜渔民”，打一场反间防谍的“人民战争”，云云。

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11月18日召开会议，审议的三项文件之一是《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年）》。会议强调首要保政治安全，“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

对此，袁红冰表示，从大的方面讲，中共也是为了使整个国家体制进入一个临战状态。

他披露在缅北丛林，2020年创建的一个中国武装反抗中共暴政的政治基地。有11个组织，其中的V字旅是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已公开发布一个政治宣言式的视频。今年夏天中国武装反抗运动各个组织，包括V字旅在内，都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要抽调相当大的一部分力量潜回国内，准备在中共的二十大前后，特别是准备在中共可能武力犯台的时候，对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的暴力机器进行打击。这引起了中共的极度恐惧，将之视为国家安全的第一号案件。

他认为中共政治局制定国安战略，相当程度上就是针对V字旅准备返回国内，展开武装反抗运动的一种回应。

北京市民：朝阳群众模式四十年前就有雏形

北京吴女士11月19日对大纪元表示：“像朝阳群众这个模式早就实现了，甚至解放（中共建政）就有。三十年前、四十年前，我们一个楼就有一个楼门长，那时候还有五层楼，每一层还有层长，那时不叫朝阳群众，那时叫街道积极分子。大院里边有个院长。过去有个大排房子，一排房子也有一个排长。”

根据《法治日报》报导“朝阳群众”的历史，中共建政初期，从1949年到1958年朝阳区正式成立的10年间，辖区内就已经建立了城乡治保小组，治安巡逻队。1952年6月，建立了49个治保会，后调整增至110个，拥有委员1187人。

“朝阳群众”的“成就”很早就被官方喉舌报导，《人民日报》曾于1972年发表一篇题为“苏修间谍落网记”的通讯，当中指出“朝阳群众”曾配合公安捉拿了6名苏联间谍。

北京吴女士披露参与这类组织的一些情况：“比方说你退休，你要没活干，主动找你去。开会给红袖标，发个马甲，然后到马路站去，结束以后给点东西，给个什么积极分子。

“给不给钱我不知道，给东西我知道，发个米发个面，发点儿衣服，然后还有去玩儿的，这是肯定的。

“什么都管，小区来一个生人，好几个人盯着你。有人马上就会跟居委会汇报。”

“都习惯了，从小就这样”，吴女士说：“对人员的把控非常严格，不可能有风吹草动，取消了不可能。现在我们科技发展更多是对人的控制，就是要你老实听话。”

知情人：类似“朝阳群众”的组织各地都有

湖北潜江工行维权人士伍立娟19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称，“朝阳群众”各地都有，在湖北监控她的就是当地的“朝阳群众”，但没用这个名字。

“没有挂名字，我们这边也让那些老太太们戴个红袖章执勤，就是这种情况，一样的”，伍立娟说，这些人都是以防盗、巡逻安全的名义工作，但真正有小偷、有歹徒，却不大管。

进入大数据时代，“朝阳群众”和现代科技，正成了当代有力的“老大哥”组合，把每个人变成了透明人。

伍立娟表示，我家门口被装了监控摄像头，“他们（监控者）自己说，我们都知道你干啥。他们人手一机，手机都是监控。”

“他们监控我。我出门坐公交车，晚上几点睡，几点休息，他们都掌控，然后给上面汇报。有时每天十几个人。有政府的，有公安局，也有银行的。”伍立娟说。

上海市民何叶（化名）向大纪元披露他所了解的街道级别的监控内情：街道办里面有一个负责司法的人，但他是负责监控的，他手下有几个人帮他一起完成监视任务，按监视名单去摸清被监视人的情况，每天下午三点半报告给他，该人四点钟之前汇总向上（市维稳办等）报告，报告时间不能拖到下午四点红线，过了四点会被撤职。而且这条监视线跟派出所没关系，跟安全局有关。

“盯得很紧，无法想像，现在没有战争没有什么，他对监视的人监视到这个程度，（报告时间）不能差一分钟，拖了像大难临头。这种不是正常的工作，完全是军事化的，战争模式，逼迫到这个程度。这种上面压下来的监视监控，根本不是一般老百姓能想像的。”

曾在上海工作的人权律师吴绍平表示，类似“朝阳群众”这类的人员，上海街头也有，但北京是监控最为严重的地方，它害怕政权不稳，就用这种方式来打造所谓的稳定的首都环境。

“朝阳群众”背后的维稳成本

2017年，《法制晚报》一篇题为“揭秘朝阳群众”的文章说，北京朝阳区财政每月按300元至500元人民币标准，对治安积极分子给予补贴。

记者简单估算：按每人月均400元计算，目前14万人实名注册，每月就是5,600万元，每年就是6.7亿元人民币，这只是朝阳区的，整个北京市和全中国，这类维稳成本是多少呢？

另外，官方对于“朝阳群众”这类组织的奖赏，更多的是直接透过举报有奖的方式激励。比如近年中国各地都以金钱奖励的方式鼓动民众举报所谓非法宗教活动。

仅举两例：

2021年8月，山西省太原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公布了《群众举报非法宗教活动奖励办法（试行）》，其中第七条规定，“举报奖励金额一般为200元至1000元。提供重大非法宗教活动线索可提高奖励金额，最高限额2000元。”

2020年9月，湖南省长沙市发布《举报非法宗教活动奖励办法（试行）》规定：举报奖励金额一般为200元至1000元，上限原则为2000元，提供重大非法宗教活动（线索）可提高奖励金额，最高限额5000元。

吴绍平律师对大纪元表示，“朝阳群众”这类组织需要资金来运转。很大一部分应该就是来自于中共维稳的金库，在利益驱动之下，也有可能像依附于公安系统的保安行业一样，形成产业链。

（大紀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1/20/n1338740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