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华尔街日报》根据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独家数据报道，在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中，具有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核工业技术专长的官员有81名，占比近40%，在十九届中委中，这一数据不到18%。 而在24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具有科技背景的由上届2人增至本届8人。这些数据不包括经济学、金融学的技术官员。

习近平拔擢科技精英进入中共领导层的政治设计，与中共在今后的战略目标密不可分，习近平所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正由邓小平时代所主导的宽松的市场化经济、有限的多元文化体制以及淡化意识形态的权力结构，向强化红色意识形态、重塑国有经济、力举科技兴国以及打造军事强国的整体战略目标转换，为配合这一目标，党管人才的具体范式将邓小平时代引进的技术官僚进一步向起用军事与科技精英聚焦。

然而，采用精英政治、专家治国是否就能帮助中共实现科技大跃进、对抗美国，敌视普世价值称霸世界的野心呢？而那些在中共党文化体制内浸渍多年的科技官僚技术精英是否能够在权力与知识、领导人意志与科学规律之间寻获一条两全其美的战术路径？我们回顾一下共产党的历史，答案就不言而喻了。

1.前苏联的专家治国

前苏联从1917年到1928年十年内，党内仅有138名工程师，工人为74.2万，在苏维埃工厂里，厂长一定是红色工人，工程师只是其助手。学校招生65%是工人和农民，其中大部分是党员。无产阶级学生要监控老师、挑战老师权威。1920年代中后期，斯大林在搞了一段激进主义手法后，从1931年开始走上了专家治国的道路，红压倒专的做法被又红又专模式取代。二战后，第一批红色专家迅速升迁到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中，50年代，这些红色专家们奉命援华，60、70年代红色专家基本掌控了苏联的领导权。

然而前苏联的专家治国模式并没有阻挡前苏联的解体，也没有阻挡一些科学家对政治、道德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的正确思考。被称为前苏联百万级氢弹之父的前苏联科学院会员、第一个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荣誉奖的获得者萨哈罗夫，在50年代就开始思考核科学的道德与政治问题，1963年他参与促成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国际公约，1968年他著文反对苏联研制反弹道导弹，被当局禁止参加任何军事与科研活动。从此他走上了人权活动的道路，1973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1980年他因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而被流放，1986被戈尔巴乔夫释放，1989年12月死于心脏病。

2.毛时代的“红”压倒“专”

中共号称是无产阶级和工农群众的党，但中共的一大代表中，半数以上为精英分子，李大钊、李达、李汉俊、周佛海留学日本，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毕业于北大，陈独秀为北大教授，董必武留学莫斯科东方大学。

中共在其后的革命斗争过程中，通过发动群众运动，动员流氓无产阶级力量不断作为自己的新生力量，四十年代延安整风运动，对王实味等对革命抱有崇高理想的知识青年进行迫害。即便是这样，党内高层也不乏是个精英圈，1945年中共延安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44名委员中，27%以上是上层阶级出身，至少一半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留过学。

窃政前的中共靠着共产主义大同理想和建立美式的民主政权的欺骗宣传，蛊惑了许多有识之士，包括民国时期的文化及科技界精英。窃政后，中共通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高等院校专业调整、引蛇出洞的反右运动、文革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对城市的知识界、文化界和科技界进行大清洗。1949年前后的两次土改运动已经将农村地区的文化及道德精英的乡绅阶层消灭殆尽。作为传统概念中的“士”的阶层在中共的各种运动中消失了。

中共在毛时代实现了理想的“红”完全压倒“专”的用人模式。直到1985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过了7年了，中共全体党员中，10%是文盲，42%是小学文化水平，30%是初中水平，14%是高中毕业，只有4%是大学毕业。

3.邓江胡时代的技术官僚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说：“专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邓氏的政治精英登场的准入是干部的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这意味着邓的中共将要推翻毛共产的农民革命家模式，实现专家治国，将中共改造成一个专家党。同年，中共胡耀邦总书记宣布新政策，党的干部要“从大中专毕业生和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青年中挑选，一般不直接从文化低的工人农民中提拔。”

1982年-1988年间，475万名1949年前后参加革命的干部退休。1986年的《人民日报》骄傲地宣称，从1980年-1986年，46.9万名大学毕业生被提拔到县级以上领导岗位，1982年-1984年三年中有大学文凭的县级干部比例从14%上升到47%。

在中共中央，大学毕业的中委委员从1977年的26%上升到1982年的55%，1987年73%。在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领导下，中共开始探讨党政分开的国家治理道路，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开始探索校长治校的专家治理模式。但这一切嘎然而止于89六四血案。之后，江泽民踩着六四学子的鲜血上台，中共开始收权，尽管技术官僚模式被保留了下来，但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本可以欣欣向荣或许可以给中共带来一些变化的精英阶层，在江泽民贪腐治国的理念下大面积快速腐烂，专家治理变成了贪腐治理和山寨发展。

中共中央的中委委员在2002年十六大时，本科毕业生达到99%。十六届中共九名常委，全部都是红色工程师相关背景，其中胡锦涛等4人是毕业于清华大学。同时，政治局中具有理工科背景的占76%。2007年的十七大政治局，新科9名成员只有三名是工程学科背景，其他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和哲学等人文学科的比重有所增加。十六大和十七大十年期间，正是中共进入WTO吸引外资，全面啃食全球化红利的窗口期，也是中共GDP黄金增长时期，同时也是中共权贵资本主义成建制发展时期，基尼系数不断增长的贫富差距加剧拉大时期。

这一时期，也是中共人权在89六四事件后再次进行大倒退时期。在江泽民垂帘听政下，胡温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中共技术官僚的腐败从江泽民李鹏的三峡工程，到国企改制工人下岗国有资产流失，再到后来的房地产崛起，地方政府强行拆迁，中共的专家治理、技术官僚模式表现为，对外利用西方的资本与管理，拒绝走向真正的民主，对内是层层贪腐、渔民百姓，社会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1999年江泽民悍然把整部国家机器对准法轮功信仰群体进行疯狂迫害。

2012年，胡锦涛全面退位，习近平上台后高举反腐大旗，十年间500多名省部级大员落马，最高级别的技术官僚要数前常委周永康，中共的精英政治在中共的自我革命斗争中再次走向喋血与破产。

通常，西方政治科学学者们，理论上倾向于把社会政治精英的更迭看作是社会经济结构性变化的结果，比如西方创新经济理论代表熊彼特认为，精英群体的权力和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往往取决于该精英群体在特定经济结构中的特殊社会功能。但这是西方学者的认知，在中共极权统治体系中却对不上号。中共政治语境中的精英转换往往取决于党的意志与斗争性，而不是社会本身发展规律与需求，从毛时代到邓江胡再到习时代莫不如此。

4.台湾的技术官僚与台湾现代化

以台湾奇迹的领军人物李国鼎为首的台湾技术官僚团队，实现了台湾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台湾现代化过程，包括台湾经济起飞、科技转型、产业升级等环节。李国鼎193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后赴英国剑桥大学研究核物理与低温超导现象。50年代后历任经济部长、财政部长、行政院政务委员、行政院科技顾问组召集人、总统府资政等职，曾主导完成了将台湾从农业经济转型到工业经济的第一次经济起飞，并帮助台湾实现了由传统工业到资讯工业的第二次转型。在李国鼎一手扶植下，台湾成为全球领先的高科技创新中心、营运中心、制造中心。李国鼎也博得“科技教父”的美誉。

但李国鼎作为台湾经济起飞的技术官僚领航人，背后却根植于台湾的传统“士”的文化精神与台湾淡薄意识形态的政治生态环境。核心技术官僚团队包括尹仲容、严家淦、孙运璿、俞国华等人，他们胸怀科技救国的理念与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具备宽阔的国际视野，能吃苦耐劳，关注民生与社会底层需求，与国际学术界、企业界、财经界乃至政界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同时他们不谙政治权斗、淡漠意识形态，具有独立特行的品行、创新能力与务实精神以及无以伦比的专业能力、社会声望。

最为关键的一点，他们进入台湾政治的过程与甘于奉献的精神得到了蒋介石的悉心呵护。蒋介石本人深具中华传统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文化底蕴，在御辱抗日期间就注重培养精英参政，领袖与技术官僚的合作，颇像中国古代的明君与能臣搭帮，即是君臣，又是朋友。儒家文化的宽容、理性与融合，让蒋介石对李国鼎等技术官僚采取了一种统而不治、自由创新、政治减压的策略，将台湾的工业政策与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交付给了一批非政治性精英来宽松处理，并用领袖的人格魅力和领导人权威为技术官僚的决策提供辩护和保护，允许他们在科学的道路上出错和试错。高效、清廉、专业、国际化、无政治威胁的技术官僚团队是可遇不可求的治国宝典，而宽松、平和、自主、信任的领袖政治生态又是技术官僚团队得以生存和发展以及完成使命的根本土壤。蒋经国上台后将专家精英的自主权用制度化加以确定，台湾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得以发扬光大。

台湾技术官僚、精英政治的成功模式，中共能够做得到吗？完全不具备可能性。

5.中共科技精英政治难逃破功

尽管邓小平吹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号角，习近平也喊出尊重人才的口号，但在政治与科学之间，中共永远是选择政治，中共用人才就是在毁人才。1958年大跃进放卫星期间，钱学森也被逼撰文用科学名义证明亩产可以是三万斤，大跃进结束，钱学森又被毛批判“冒进了一下”。江泽民时代，政治痞子、科学流氓何祚庥居然喊出量子力学研究要以“三个代表”为指导方向。

中共的疫情防控政策的决策依据完全是政治化的维稳性质的，似乎跟科学不相干。2003年4月，中共成立防治非典指挥部，由兼任卫生部长的前副总理吴仪担任组长，副组长为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另有11名成员，包括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发展改革委主任马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吉炳轩、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田期玉、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等。13人当中只有1名医疗卫生技术官僚。到了2020年的中共中央抗疫领导小组，李克强挂帅，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任副组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宣部长黄坤明、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赵克志、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等人出任成员，整个级别都比2003年高，但却无一人是医疗卫生技术官僚。

中共的技术官僚之所以能够上位，靠的是对领导人的忠诚度，领导人拔擢人才的标准同样也是政治忠诚度。二十大七个常委中只有一个丁薛祥是工科背景，东北重型机械学院工程系毕业，曾任上海材料研究所所长、上海科委副主任，但在2001年后即完全转入行政和党务官僚，料想如今的丁薛祥对材料学已经完全没有了兴趣，倒是对秘书帮的长袖善舞颇在行。

在二十届24个政治局委员中有8位科技技术官僚，丁薛祥、马兴瑞、陈吉宁、张国清、袁家军、尹力、李干杰、刘国中，其中现任北京市委书记尹力是医卫背景官僚。看上去，这些技术背景能够给中共的精英政治带来生机，实际上，技术官僚进入中共的政治角斗机之后，原有的科学背景只能在党的意志范围内发挥作用。尹力在担任福建省委书记时，动态清零政策执行起来也不手软，何谈科学？被习近平视为政治两面人的孙力军还是个海归的公共卫生专业研究生，后来走夫人外交，他的夫人通过与孟建柱的夫人交好而使孙力军转行到了公安系统，结果成了江曾派的马仔，被习收拾了。

也就是说中共的技术人才一旦进入中共的官僚体系内，其专业生命力基本宣告死亡了。在中共官场内斗中，无论是否站错队，基本没有可能摆脱无休止的官场权力斗争。而在有限的任期内，要完成中共的科技战略意图，弯道超车是必然的选项，否则就会在领导人面前落下办事不力的坏名声，政治前途将大大受损。在权力地位、金钱名誉面前，科技官僚也同样会选择权力与地位，而不是科学与科学精神。

三峡工程技术总工程师，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潘家铮，从技术角度他非常清楚三峡工程的危害，曾给三峡开出20条罪状。但是他最终抵不过江泽民李鹏的政治压力，在三峡评估报告上称赞三峡“万年不垮”。他去世前曾在《三峡梦》中讲述自己噩梦惨景：梦见自己在国际生态环境法庭上受审，永坠魔道，受凌迟之苦。

中共目前将半导体、环境科学、生物科技、航空航天军事科技以及材料学、发动机等卡脖子专业列入国家新兴发展领域与战略发展目标，成为中共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抗衡与竞争的主导行业。科技官僚比重的增加无疑会在中共的决策机制上加重砝码，但是最终决策仍然是由最高领导人定夺的，政治成色将大幅增加。

另外，决策效率的提高，并不能替代基础科学的发展，像芯片等行业是需要长年投入和甘坐冷板凳的研发项目，不是靠提拔技术官僚和砸钱就能解决的问题。2013年12月15日，中共“玉兔号”月球车登录月球表面，但六周后就出现故障，无法移动，网友批评中共把纳税人的钱浪费在面子工程上。这也证明中共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它能把月球车送上月球，但上去后就动不了了，抛锚了，光有花架子，起不了实质作用。

此外，中共的逆淘汰机制使得真正搞科研的人很难有发展空间，甚至都会被逼上绝路。2021年，上海复旦大学数学科学院教师、海归数学家姜文华因长期受党委书记王永珍压制，论文被盗，职称评不上去，因而怒杀王永珍。

中共科技界、学术界和高校学术腐败、学位学术造假也非常严重，丑闻百出。2021年6月6日，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的侄子，中国航天投资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张陶在北京朝阳区一小区将宇航科学院院士85岁的吴美蓉和54岁的王晋年打伤，原因是张陶要二位院士帮他获得院士头衔，二位院士回应说他条件不够。

中共经常鼓吹其制度优越性，称社会主义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过往历史与现实情境都在告诉人们，中共只能集中力量办蠢事、坏事、恶事。在中共体制中，科技不是第一生产力，而是对外进行专制扩张、对内进行监控维稳的邪恶力量。网路上一个敏感词，警察分分钟就找到你，孩子在学校大白天失踪了，被活摘了，永远都破不了案。

所谓的科技精英如果用在中共那里，就是助纣为虐，而习近平只有解体中共，才能真正做到民族复兴，科技才会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中共若想打造科技极权，定会受到国际围堵与国内民众唾弃。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11/24/n1387194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