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谈到的中共高官，是中共宣传系统的元老、正部长级高官胡绩伟。他生前看透共产党，死后不入八宝山。

胡绩伟1916年生于四川，1937年加入中共，1952年到《人民日报》工作，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达31年。

1983年，胡绩伟被迫辞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转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并任全国新闻学会联合会会长。

1989年，胡绩伟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撤销在全国人大担任的所有职务，并受到留党查看的处分。

此后，他一直是中共打压对象。胡绩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从这时起，《人民日报》带头在全国对我开展了大批判。只准他们批，不准我反驳和答辩，剥夺了我的公民权利。我在报社原有的政治待遇被勾销了，我主持的‘全国新闻学会联合会’和‘新闻学研究基金会’被迫解散了，大约有200万元的研究基金也被没收了。学会出版的《新闻学刊》被迫停刊了。原来聘请我作‘顾问’或‘名誉社长’的报刊，都把我的名字删掉了。我刚刚出版的新书《民主论》不准发行了，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社被查封了。我主持的‘新闻法研究室’被迫停止工作了。”

胡绩伟晚年为什么一直挨中共的整，概括起来，主要原因有四：

第一，坚持人民性高于党性。

中共建政后，胡绩伟亲历了毛泽东发动了几十场血腥残暴的政治运动，以及毛利用《人民日报》一批接一批地整人、把许多人往死里整的全过程。

他将毛泽东发疯整人时的《人民日报》比喻为“疯人办报”。他在“自述”中反思说：“在整个疯狂时期，我也是跟着发疯的。”

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共开始所谓“拨乱反正”。作为《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胡绩伟配合中共党内改革派人物胡耀邦、赵紫阳，做了许多宣传工作，并就党报的“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进行探讨。

他先提出“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之后提出“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再后来认为“人民性高于党性”。他立志“办一张人民喜爱的报纸”。

胡绩伟关于“人民性高于党性”的观点，遭到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批评。胡乔木认为，这是反对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是向党闹独立性，是跟党中央不保持一致。

1983年，在中共发动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胡绩伟在胡乔木等中共保守派的强大压力下，被迫辞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

第二，力倡新闻出版自由。

胡绩伟转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后，最关注的问题是新闻出版自由。1984年1月，他受命起草“新闻法”。

到1988年4月，他和起草小组成员，冲破重重阻力，搞出“新闻法”（第三稿）。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负责政治体制改革工作，对“新闻法”的起草表示支持。

但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后，赵紫阳被邓小平赶下台。由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被迫终结，“新闻法”也胎死腹中。

胡绩伟在“自述”中详细记载了“新闻法”胎死腹中的过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保守派的最高代表、地位仅次于邓小平的中共元老陈云反对。陈云说：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们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的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

尽管中共保守派强烈反对，胡绩伟晚年一直为新闻出版自由大声疾呼。

2010年10月11日，胡绩伟等500人联署，发表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执行宪法第35条 废除预审制 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

此信刚一发表，立即被封杀。

第三，反对“六四”天安门屠杀。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大学生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活动，演变成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官倒、要民主、要自由”的学生民主运动。

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决定：调20万大军进北京，对学生进行镇压。

这次学潮爆发后，胡绩伟同情学生，支持他们的诉求，反对武力镇压。

1989年5月2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发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

1989年5月21日，胡绩伟等24位全国人大常委，联名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信中写道：

“近日北京市及全国各地的局势表明，我们国家陷于极其严重的危机之中，我们作为人民选出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成员，必须对人民共和国高度负责，在此紧急关头，应立即通过法律程序，反映人民的意志。”

“为此，我们提议在5月24日至26日左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非常）紧急会议，研究当前的严峻局势，并通过法治轨道谋求正确解决中国当前危机的方法。如果暂不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议，建议召开在京常委会委员参加的非正式紧急会议。”

胡绩伟委托北京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曹思源等，征集在京全国人大常委在“建议书”上签名，共有57位委员联署。

但是，在邓小平的强力干预下，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没有开成。6月3日晚10时，20万大军开进北京城，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民主运动被镇压。

1989年6月30日，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上，胡绩伟被围攻，受到各方严厉责问和批判。

之后，胡绩伟因“支持参与动乱”，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撤销全国人大的所有职务。胡绩伟所在的党组织——《人民日报》党委，作出开除胡绩伟党藉的决定，上报中共中央后，因一些元老反对，改为留党察看两年。

第四，反对中共专制独裁。

胡绩伟晚年的反思越来越深入，他说他自己：“老时醒，醒时老，醒时已白发盖头，临到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

他的“醒”首先表现在对中共谎言的认识上。

他写道：“多年来，‘报喜不报忧’是铁的纪律。任意划定报导禁区是为了‘国家安全’……如果谁‘不听招呼’，‘不遵守宣传纪律’，马上就是‘禁止发行’，或者‘停刊整顿’，当事者受到‘警告’，直至‘撤职查办’”。如此这般，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充满欺骗、谎言、到处弄虚作假的国家”。

他的“醒”表现在中共党魁个人独裁的认识上。

在“自述”中，他对毛泽东搞的许多政治运动深恶痛绝。他说毛反右派发疯，搞大跃进发疯，搞文革发疯，他把不发疯的清醒者都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人们全被镇住了，像中了邪一般，自愿地或被迫地，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都发疯了。全党全国都真心地或者假意地发疯了。

他的“醒”还表现在中共一党专制独裁的认识上。

一次，他与原国务院农村工作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谈话时说：“一贯标榜民主的共产党，在实际上越来越变成独裁专制的党！号称民主的国家，实际上是党主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制，竟然变为个人独裁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的体制。老实说，我们是高举着民主的旗帜，高喊着民主的口号，实际上驾驶着专制的倒车，到达的终点也就不言自明了。”

他在90岁生日聚会上说，他在民国时代办一份刊物，被封了，马上可以办第二份。现在，中共把一切路都封死了。谈到反腐败，他说，中共反腐是为了“保党”，我们是要争取自由民主，是为了保国家，保民众。这是根本道路的不同。

结语

胡绩伟晚年，他的老伴对他的旧作，进行了仔细的挑选、编辑，编出《胡绩伟自选集》七本，其中新闻卷三本，民主卷两本。几个出版社先后找他商谈过，结果没有一家敢出。

他不得不自费印出几百本。2002年秋，自费出版了《胡绩伟自选集》新闻卷三本。在出版《胡绩伟自选集》民主卷两本时，前后经过四个印刷厂都不敢印。最后，总算有一家印刷厂印出来了。但是，这家印刷厂的老板发现：其中有要求为“六四”平反的内容，吓坏了，说如果被当局发现，即使印刷厂不被查封，也会被罚得倾家荡产，偷偷将已经印好的书全部销毁了。

胡绩伟在《我亲历的“新闻出版自由”》一文结尾处写道：“当局一再宣称中国有言论出版自由，自诩当前是维护基本人权最好的时期，是决心执行国际人权公约的国家。我这样一个老新闻工作者所亲身经历‘言论出版自由’的一桩桩一件件，应该能够说明中国是否真有言论出版自由吧？请读者去判断吧！”

2012年9月16日，胡绩伟在北京去世，享年96岁。

（大紀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3/5/n1394381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