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陆媒“经济观察网”3月26日报导，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国师”郑永年，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的“投资中国：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分组会上，自爆中共目前已经走到技术红利消耗殆尽的边缘，面临“中等技术陷阱”。
一、“国师”自爆中共受困“中等技术陷阱”

何为中等技术陷阱？郑永年解释说，中等技术陷阱就是发展中国家凭借低成本优势承接发达国家成熟产业的产能转移，但长期看，一旦成熟技术转移的红利被收割完毕，而发展中国家本土的企业又不能成功打开技术赶超的空间，其经济增长就会进入长期相对停滞的状态。

郑永年暗批中共已经面临中等技术陷阱。他说：“高质量发展不应追求单纯的GDP增长……从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科技还是第一生产力。”

郑永年还指出跨越中等技术陷阱需要满足三个必要条件：一大批能够从事基础科研的大学与机构；一大批能够把基础科研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企业与机构，企业可以是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必须拥有支撑基础科研跟应用技术转化的金融体系。

显然，这位“国师”似乎在揭中共的伤疤，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三条恰是中共的短板。

中共最高领导人曾多次提及中共面临三大陷阱：塔西佗陷进、修昔底德陷阱与中等收入陷阱。这位“国师”眼下又为中共挖了一口陷阱，成为中共跨不过的第四大陷阱。

中共是如何掉入中等技术陷阱的呢？可以说是不作不死，完全是自掘坟墓。

二、中共是如何自掘科技陷阱的

1.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从偷窃到被掐脖子

所谓后发优势，通俗地说，就是后起的国家可以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设备与资金，借鉴其成功经验，通过跟随性模仿创新，实现经济发展的弯道超车。后发优势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1962年提出，是其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俄国等国的工业化发展现象进行分析后的思考，之后，一些经济学者对日本、韩国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进行分析，后发优势即被当作学界对后起国家经济发展路径的一种解释。

事情到了中共那儿就变了味了。“后发”变成了一种骄傲，落后倒成了资本。黑白猫论，闷声大发财，利用加入WTO吸食全球化红利，可着劲地偷盗西方知识产权，不惜将黑手伸到海外，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势。在御用专家林毅夫、樊纲等人的口中，中共的这种不讲规则、只会偷和骗的行为被包装成了后发优势理论。

“国师”林毅夫早年曾和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开展过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大辩论。杨小凯一针见血地指出，后发并不是什么优势，落后国家因缺乏优良的社会秩序，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只能简单模仿，甚至恶性模仿，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易，模仿制度却很难，这会带来短期红利，但会导致长期发展的失败。

显然中共走得比杨小凯警告的更远。到目前为止，中共仍然在GDP总量上鼓吹，但真正的世界创新高地却是欧美国家，近千个诺奖中，欧洲拿走五百多个，美国拿走三百八十多个。前段时间，中共中科院自己开出了被掐脖子清单，包括光刻机、航空轮胎、高端轴承、关键原材料等35项。

而中共大吹特吹的一些高新技术增长点，基本言过其实。比如“蔚小理”等新能源汽车，其自动驾驶辅助功能、语音交互、智能座舱等智能优势，实用性非常低，多数用不上。再比如，人工智能方面，据工信部数据，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4000亿元，企业数量过3000家，但大部分是低端产能的重复建设，以机器人为例，中国1%的公司研发智能交互机器人，9%的公司研发可以和人类下象棋的机器人，90%的公司研发扫地机器人。

而中共多年来一直以间谍、黑客、强迫知识产权转移、逆向拆解等方式获得西方高新技术，近年来由于与美国和西方交恶，被不断地掐脖子、斩断偷盗科技黑手。“中国2025制造”展现的偷盗蓝图是，中国要于2049年达到制造业强国地位，但现如今也无米下锅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ChatGPT运行云算力，至少需要1万张英伟达的A100芯片，由于该芯片已被美国商务部禁止向中共售卖，目前国内商汤、百度、腾讯、字节、阿里等共超过1万张储备，百度文言一心将储存用完之后，后续将会失去算力支持。英伟达专为对华销售的A800芯片，算力远不如A100，目前也无法销售到中国。

2. 政治高压下的科技创新——科技极权化与武器化

中共两会日前公布机构改革方案，要成立数据局，科技发展权也要进一步收归党有。中共利用科技进行乔治·奥威尔式的极权统治，甚至将监控的触角伸到全世界。科学技术已经完全被中共政治化、武器化。

饱为国人诟病的是三年疫情期间的健康码小程序，2020年初由阿里集团开发，在支付宝上安装，后来中共强迫每位中国公民都要安装健康码、行程码，截止2021年数据，全国共有13亿健康码微信小程序用户，几乎是无遗漏的全民监控。

中共为了监控民众言论自由，成立了各种交叉复合的以网路高科技为平台的监管机构，如：中央网路安全与信息化委员会、网信办、中宣部舆情资讯室、国务院新闻办网研中心，此外，各大当党媒、如人民网、新华网都有舆情检测中心，政法委、国安和公安内部还有网监局、信息直报点，监控社会。教育部还在教育系统大搞平安校园建设，旨在监控师生的一言一行。

中共还斥巨资建立天网工程对社会各层面进行直播式监控，天网系统1秒可处理30亿张人脸，准确率高达99.8%。各社区、单位和公共场所覆盖人脸识别系统，学校里有所谓智慧教室，农村敷设雪亮工程。此外，中共还建立了庞大的DNA库、声纹资料库，推行实名制、社会征信系统，目的都是要进行严厉的社会监控。据传，中共目前正在开发第三代居民身份证，将综合个人金融、户籍、社保、DNA、指纹等信息于一卡，整合公交、定位、储蓄、社会保险甚至报警功能于一体。这对中国人来说就是一卡在手，终生被控。

针对海外，中共科技武器化日益明显。中共的战略支援部队含有网络战部队、心理战部队、电子战部队、太空战部队，主要针对美国与民主国家进行军事情搜、认知作战、海空控制、太空部署等军事化战略战术行动，推进共产极权扩张。

美国国防大学2018年发表了题为“中国战略支援部队：面向新时代的力量”的报告，揭露本世纪初解放军提出了对外战争的“三战”政治战模式，即使用心理战、舆论战、法律战以控制敌国民众的观念，塑造促进中共利益的话语。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法国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2021年9月20日发表了一份长达646页的报告指出，福州市的311基地是解放军进行“三战”的总部。

此外，中共近年来大力发展军民融合体制，在发展军工的同时，打着民用商用的旗号对外开展洗脑、监控、情报、及军事参与。比如，TikTok、华为5G，海康威视监视设备，大疆无人机等。

中共将科学技术政治化、极权化和武器化，深深引发了国人和世界的深深担忧，民间的反抗、国际的围堵也应运而生。

3. 教育教学功利化、科研学术铜臭化、学术造假泛滥，导致科技发展的内生陷阱

前教育部长陈至立鼓吹教育产业化，高校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大规模扩招，几乎是十年时间就完成了高等教育普及化。大学象牙塔里的铜臭味也越来越浓了。教师、硕博导师成了“老板”，拿项目搞资金，名义上产学研一体化，其实根本也不学也不研，只顾赚钱。工科理科化现象越来越严重，没有哪个教授愿意到工厂一线带学生，都是把精力放在抄论文、评职称、升官上了，教育行政化日趋严重，学术腐败学术造假到了登峰造极程度。

2022年3月，中共科技部公布一批教育、医疗机构医学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结果，共涉21家单位机构55篇研究论文，通报处理百余人。医学领域论文造假比例居高不下，多所知名大学牵涉其中，造假的方式，以论文买卖或代写、编造研究过程、伪造篡改研究数据、伪造通讯作者邮箱、不当署名等为主。仅2021年6月至2022年3月，卫健委、科技部已累计公布20批约520篇造假论文的查处结果。

中国的教育教学与科研，看起来似乎只是教育体制内的事，但根子上是在于中共的政治体制与政治土壤是肮脏龌龊的。官员、明星凭借一分权力、一张脸轻易就能换来别人几十年寒窗苦、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才能拿到的一纸文凭，却少有被打假。而在学术界、科学界敢讲真话的人往往还要被构陷，被边缘化，甚至被学生举报锒铛入狱。

科学痞子何祚庥曾为吹捧江泽民，肉麻地说，要用三个代表指导量子力学研究。这样的语境下，出现科学技术陷阱就不足为奇了。

今年两会，政协委员陈伟志提出将高考英语改成选考，引舆论哗然。中共为了闭塞民智，不惜棒打英语教学，缺少英语语言工具，中国还想搞出超越西方的科技创新，真是笑话。

三、结语：逆全球化时代中共弯道翻车

纵观中共建政后的科技发展，主要依靠的两方面，一个是受中共欺骗留在大陆的科技精英，早期的核武、工业化进程是这批人的贡献；另一个就是中共加入WTO后，利用全球化红利，在资本技术方面实现弯道加速。如今这两科技发展优势已经消失了，中共恰恰又越来越独裁、向原教旨主义的共产极权靠拢。科技创新不是靠一味地砸钱，中共万亿元的芯片大跃进足以说明这一点。

美国近年来在科技角力祭出的大招就是与中共脱钩，从技术封锁到产品禁运到人才切割，全面围堵中共，美国的芯片法案、出口管制让中共胆寒。日前，美国联邦法案乔什・霍利提出法案拟取消中共最惠国待遇，这意味着将中共正式打入逆全球化漩涡中心，叠加人口负增长拖累，中共一直高调吹嘘的弯道超车，真的就要弯道翻车了。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3/29/n1396056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