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官媒近期连续发文，鼓动城市青年到农村“振兴乡村”。时政评论人士表示，“文革”已卷土重来，在中国经济面临困境、大批人口失业的情况下，中共通过语言包装和各种欺骗手段，试图让中国的年轻人感到充满希望，然而，现在的中共已没有能力把城市青年硬塞到农村。

《中国青年报》4月4日的一篇文章声称，出生于1997年的女生张桂芳一夜之间走红，连带中国河南省鹤壁市三家村也火了。文章宣称，张桂芳在24岁时当上了三家村村干部，她的日常工作主要是为村民处理琐事。

报导称，张桂芳担任村干部的前几个月很不适应，但现在则认为这份工作“越来越有意思”，并且积极向想要加入乡村振兴事业的同龄人分享她的经验。该报还声称，张桂芳“在农村造‘彩虹’”。

3月31日，《中国青年报》刊文宣称，贵州籍大学生以帮助家乡滞销的黄桃等产品打开销路、应聘乡镇团委副书记职位等方式“扎根基层”。3月27日，该报刊文声称，一批大学生毕业后返乡创办农民合作社，借助科技，帮农民更好地种地，现已成为“返乡新农人”。

在微博上，“如何吸引更多人才返乡”现已成为讨论话题，其中诸如“90后海归女孩让家乡农业‘潮’起来”，“这个00后村医成了村民的‘小棉袄’”，“95后女生毕业后当上农机手”等文章皆出自《中国青年报》等中共官方媒体。

今年2月20日，中共广东省团委召开“广东青年助力高质量发展动员会”，并在会上发布所谓的“三乡行动”。该行动以青年入县下乡为主要目标，到2025年底，要求广东省要累计组织10万名青年下乡，让在外的10万名青年返乡，培训10万名青年提升所谓的兴乡技能。

旅美时政评论人士陈破空表示，“文革”已经以人们不认识的方式卷土重来，中共通过语言包装和各种欺骗手段，让这些青年感到充满希望。

陈破空近日在他的自媒体政论节目中表示，中共不会轻易使用“上山下乡”等词汇来鼓动年轻人，而是使用“高质量农民”“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等词汇，让年轻人感到鼓舞和有干劲，因此前往农村，“但实际上就是一条老路和死路”。

关注中国民主运动的月刊《北京之春》主编陈维健认为，由于中国经济出现严重问题，失业人口规模庞大，这些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因此中共想要他们到农村去。

“经济原因会引起社会动荡。”陈维健4月5日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整天闲在家里，身上肯定没钱，只能依赖父母，他们的生活没有出路。而中共会把他们视为造成社会动乱和刑事犯罪增加的“不安定因素”，但却没有解决办法，于是开始大力宣传，试图把这些年轻人送到农村去。

中共官方发布数字显示，中国16至24岁的城镇青年人失业率在2022年7月创下近20%的纪录。但外界认为，中共发布的统计数字并没有包括农村地区。同时2022年中国的高校毕业生规模首次突破千万，这意味着年轻人真实的失业率可能更高。

中国的一些年轻人开始选择收入较低的工作；有些则想在公共部门就业，但在过去的三年内，因中共极端的“清零政策”掏空了地方财政，地方政府债台高筑，这些青年亦面临着异常艰难的局面。

中共的新旧版“上山下乡”有何不同？

陈维健也表示，中共现在推行的这种运动和“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有很大的不同。

他说：“毛时代有一个户口制度，那时候都需要票证，如果谁不响应中共的上山下乡号召，就会被取消户口。没有户口、票证，像粮票都没有的话，就无法生存。但现在情况不同了，现在没有票证，他可以拒绝去。”

他继续说道：“对于农村来说，以前的农村是‘人民公社’，一切都是公社领导，公社属于政府，所以它操作起来很方便。当时下乡青年被安排到农民家，政府拿出口粮来给这些青年，这是政府行为，农民也只能接受政府的安排。但现在不一样，现在已经分田到户，土地属于农民私有财产，如果政府要求农民拿出口粮给这些下乡的年轻人，这是很难办到的。”

“共产党肯定会采取强制性的手段，但是做起来的复杂程度、难度是不可想像的。”陈维健说，“要把城里的青年硬塞到农民家去，我相信中共没有这样的能力。”

中共的“上山下乡”运动

“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共在1968年12月提出，当时“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已经进行了两年多。由于“文革”的极端破坏性，中国的一切社会秩序陷入了混乱和停滞中。

由于连续三届毕业生（66届、67届、68届）无法毕业离校进入社会工作，学校已经积压了大学、高中、初中的大量毕业生，导致学校无法再招生，必须立刻把这些在校学生送出学校。另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文革”开始时，毛泽东鼓励红卫兵造反，目的是为打倒最高层的刘少奇等一批人。

两年后，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已经达到，急于把这些过分激进的学生弄走，于是在1968年12月22日，中共喉舌媒体《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中国范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展开。

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几乎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一千六百多万人，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被发配到乡村。

把大量城市青年遣送到农村进行劳动，毛泽东借此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的目的。但是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

（大紀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4/6/n1396647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