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949年建立政权以来，胡耀邦和赵紫阳是两位被公认的中共体制内难得的开明政治人物，而他们的政治生涯匆匆被终结，都与1989年的那场民主运动息息相关。胡耀邦逝世30周年到来之际，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向外媒披露了当年北京的大学生们两次走上街头的内情。

现年86岁的鲍彤在接受法广专访时回忆说，那个时代曾经全中国都以毛的话为思想，以毛说的话作为一切决策的依归。而胡耀邦1978年发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际上是对毛泽东思想路线的一次重大否定，把中国人从“毛的思想禁锢中”解放了出来。

另外，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也是一大贡献。在胡的主持下，不仅平反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还包括中共党史上AB团案、中共在苏区土地革命时期曾自相残杀的冤案等等。他重新把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以政权的名义对社会和人民大众所犯下的莫名其妙的政治冤假错案全部都推翻了，把人民从各种各样政治枷锁中解脱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社会改革。”让中国社会由此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因此胡耀邦被邓小平逼迫下台去世后，学生冲往天安门广场悼念是必然的。

鲍彤介绍说，学生们当年其实是先后两次走上街头：

第一次就是为了追悼胡耀邦。因为学生们认为胡耀邦是个好人却被邓小平搞下台了，他们心有不平，就走上街举行悼念活动，就是为了表达“我认为：邓小平是错的，胡耀邦是对的”这样的心声。在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学生就陆续回到学校。有些外地学生可能要在北京探亲访友，故未有即时离去。

学生第二次上街，则是邓小平为了制造一个口实以便镇压这些敢于表达不满的学生而逼他们出来的。

鲍彤指出，当年邓小平通过4月26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给学生悼念胡耀邦的活动戴上了“动乱”这顶政治帽子，要求全党全国民众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结果激发了学生再次上街的学生运动。这篇4.26社论就是导致后来发生“六四事件”的罪魁祸首。

鲍彤透露，当时的常委有3个决定都是赵紫阳提出：1，追悼会已经结束，要劝学生回校继续上课。实际上这也是多数学生的要求和行动；2，千万不要动用警察，除非发生打砸抢烧这类事才需要警察维持秩序，不能动用武力。对于动用军队，鲍彤指连想都没想，没有人想过要动用军队；3，赵紫阳说，学生实际上是有些要求，有很多要求，认为要开展“社会协商对话”的方式来解决。

当时赵紫阳提出，问题不是在党的领导下解决，而应该由社会各个群体间互相协商，根据可达成的共识来解决，也就是说要建立一种社会协商制度来解决社会矛盾。

鲍彤说：“当时学潮正在消退，大学生们已经回校园了，是中共高层有人唯恐天下不乱，《人民日报》这篇社论，重新煽起大学生们的不满，让他们再次走上街头，返回天安门广场。最后导致六四屠杀。如果说第一次学生出来是悼念耀邦，那么第二次学生出来，就是抗议《人民日报》社论对学潮的定性，从这个角度说，“六四惨案”同胡耀邦的去世已经没有直接关系了。”

鲍彤特别指出，《人民日报》那篇社论是根据（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指示写的，把学潮定性为动乱，因为学生悼念耀邦威胁到邓的声望。他说：“看到学生回校园了，邓小平不满足，他需要学生跑到天安门去，需要天下大乱，他好告知外界：我必须镇压，保持中国的稳定。我认为这才是六四屠杀的最终原因。”

鲍彤接着又说，六四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虽已过去30年，在中共刻意压制之下，很多人已忘记了，或者认为它已进入历史，但是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我认为六四依然对中国社会政治发生影响。”鲍彤说：“大天安门事件发生在30年前的北京，30年来类似八九六四这样的群体示威诉求事件，我们可能称之为小天安门事件，从来没有停过，而且跟六四一样遭中共用政权的力量镇压。”

他指出，“六四事件”给中共创立了一种制度，即统治者可以动用包括军队、警察、法院在内的一切国家机器来对付人民。“从这个意义讲，六四并没有结束，类似六四事件这样的惨剧，仍不断地在中国大地上发生，此起彼伏。”

(新唐人:https://www.ntdtv.com/gb/2019/04/16/a1025572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