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包括不少知识阶层甚至民主人士在在内的许多大陆民众，在此次“反送中运动”之前，对香港民众一直存在许多误解。在这些人的印象之中，香港人除了对赚钱和美食感兴趣之外，对其他的那些政治、文化、思想观念……方面的东西一概都没有什么兴趣。
大陆国人之所以对香港人产生这种误解，大约有以下几种原因：一是被中共当局的宣传所误导，他们从中共当局的宣传中看到的都是香港的富豪、艺人们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自愿到中共的“人大”、“政协”去当花瓶，去为中共当局站台，去充当共产极权政权的遮羞布；二是还有许多大陆民众，在与到大陆做生意的普通香港人的接触之中，觉得这些香港人除了做生意赚钱和讲究美食之外，似乎对其他事情都漠不关心；三是大陆民众在中共当局的宣传误导之下，误以为香港之所以在近几十年取得如此辉煌的发展，完全得力于中国大陆对它的全力支持；四是包括许多知识份子，甚至民主人士在内的大陆民众都没有充份认识到，自1842年以来至1997年共计155年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对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香港人在普世价值和民主宪政观念方面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实际上香港人除了做生意赚钱和讲究美食之外，还热心于许多对中国大陆民众有益的事情。早在“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那时仅有六十余万人口的香港就曾慷慨地接纳了百余万逃港的大陆难民。到上世纪中国大陆的“大饥荒”和“文革”时期，香港人又以多种方式接纳、资助了大量偷渡香港的中国大陆难民，并迫使港英当局改变了向中共当局遣返逃港难民的不人道政策；在“八九六四”事件期间香港人不仅全力支持大陆民众反独裁、反贪腐的行动，强烈谴责中共当局对大陆民众的血腥镇压，还成立多种组织资助“八九六四”运动的领导人逃离中共当局的魔掌。香港还是迄今为止每年都要在六月四日举行隆重集会纪念“八九六四”运动，悼念运动期间死难烈士的唯一重要城市；香港人还热心于中国大陆的各种慈善事业，但凡中国大陆遇到各种天灾人祸，香港人无不慷慨解囊相助。在中国大陆83年、98年遭遇特大洪涝灾害，和08年的汶川大地震期间，香港人对大陆灾区的慈善捐款数额都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香港人还热心于在中国大陆兴办教育事业，中国大陆的高等院校和许多中学随处都可以看到香港人捐资兴建的教学楼、图书馆和科研、体育场馆，许多穷乡僻壤的希望小学也都是香港人捐资兴建的。
许多大陆民众在中共当局的误导之下，把香港近几十年突飞猛进的发展，完全归功于中共当局对香港的大力支持。这种观点实在有失偏颇。香港之所以能从177年前的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今天的世界第三大金融贸易中心，是由许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共当局窃据中国大陆之后对香港的利用，和97年香港回归后，中共当局对香港的利用与支持仅是其中的一种因素，而且不是最主要的因素。
在这些因素之中，英国在香港的155年殖民统治期间在香港建立起来的完整法制系统，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完整的社会信用体系和市场经济体系，才是香港近几十年来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并成为世界第三大金融贸易中心的最根本原因。
此外，“解放”前后百余万大陆人带着他们的财产、知识和智慧逃亡到香港，为香港后来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人力资源、资金和知识。要知道这些人大多是当时中国大陆各界的精英，他们目光敏锐，能透过表像看透中共当局那极具欺骗性的宣传，洞悉到中共当局凶残丑恶的本质；他们还具备敢于离乡背井逃往香港躲避中共当局将要带给他们的灾难，和到香港开拓他们的新生活的勇气，这也是香港近几十年取得迅猛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由于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支持怂恿之下而爆发的朝鲜战争，使中共当局遭遇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共当局实施长期“禁运”的原因，中共当局为了出口自己的农副产品、矿产品、手工艺品以换取中共当局极其匮乏的外汇，以通过香港从西方发达国家进口中共当局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所必需的精密仪器、机械设备、知识、技术……香港就成了“解放”后中共当局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间接贸易的中转站，这种转口贸易对于促进香港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不过这种情况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香港的这种转口贸易不仅促进了香港的发展，同时也使中共当局从中获益匪浅，看一看中共当局向世人吹嘘的轻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发展，而这些发展所需要的精密仪器、高端机械设备、知识、技术有多少不是通过香港的转口贸易获得的？所以香港人并不欠中共当局的“人情”，恰恰相反倒是中共当局欠了香港人很大的“人情”。
看一看中共当局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暂且不论为取得这些成就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仰赖于香港人所作出的贡献。
在“改革开放”之初，是香港人让中共当局认识到土地的价值，土地可以作为一种资本与外资合资建立合资企业，为中共当局发展经济缓解了资金来源不足的困难；是香港人率先在中国大陆投资带动了中国大陆的经济的初步发展；是香港人利用他们的金融系统在国际上的良好信誉，为中共当局引入了源源不断的外国资金、技术、人才，才导致了中国大陆近几十年在经济上的快速发展。所以中共当局治下的中国大陆和香港如果要说到谁应当感谢谁的话，那么显而易见的是：中共当局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在经济上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发展，首先应当感谢的就是香港人，而不是香港人应当感谢中共当局和它治下的中国大陆。
2019年6月9日在香港爆发的这一场已持续了两个多月的“反送中”游行示威话动，其实质是香港民众对“97回归”以来，中共当局违背自己对香港民众所作出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承若，一再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试图把中共当局在中国大陆的统治模式扩展到香港的行为引起香港人内心不满的总爆发。“反送中”事件仅仅是引发香港民众郁积在内心的对中共当局的不满情绪大爆发的一根导火索。
1984年12月邓小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签署有关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时，当时的中共当局羽翼尚未丰满，“改革开放”还处于起步阶段，中共当局还必须仰赖于香港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良好信誉和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因而才承诺香港97年回归中国大陆之后，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而且当时有记者问邓小平五十年后香港会怎么变时，邓回答说：五十年都没有变，五十年后也就没有必要再变了（不是原话，大意如此）。1990年4月，中共的全国人大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共当局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香港的一国两制。
然而一贯把自己的承诺，甚至自己制定的法律在对自己有利时就遵守，对自己不利时就当成一纸空文的中共当局，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中共当局觉得自己羽翼已逐渐丰满，并误认为今日的深圳、上海已可以取代香港在国际金融界的地位。在“权”令智昏的当局不知天高地厚地试图把自己在中国大陆的统治模式推向世界的今天，当然不会忘记把这种统治模式伸向香港。中共当局通过自己豢养的在香港的一批代理人正在逐步蚕食香港人的民主权利，试图把香港民意代表的选举和香港特区首长的选举演变成中国大陆那种暗地里由中共当局指定，表面上由民众投票的假选举。中共当局还把它在中国大陆的特务统治的魔掌伸到了香港，早几年香港发生的铜锣湾数名书商失踪事件，就是中共当局置香港法律于不顾，派特务将铜锣湾数名印刷、出版了一些对中共当局不利的书刊的书商暗中绑架至大陆秘密关押、审判，并迫使他们在大陆电视上公开“认罪”，以此来震慑香港和大陆民众。近来又指使香港政府在香港到处安装摄像头、人脸识别系统以加强对香港民众的监控。
“香港回归”以来，中共当局在香港的所作所为已让香港人越来越清楚地认清了中共当局的丑恶本质。这次以林郑月娥为首的香港政府秉承中共当局的旨意修改的“逃犯条例”，如果在香港议会获得通过的话（这种可能性很大，因为这些议员中有很多是中共幕后指派的、有的是被中共当局以金钱、名誉、地位所收买了的），那么，中共当局今后要在香港抓捕在港的民主人士、异议人士就不必再像以前抓捕铜锣湾书商那样偷偷摸摸地进行了，而是可以给他们随意加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这对中共当局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就可以通过香港警方帮他们抓人，然后“名正言顺”地依“法”（修改后的“逃犯条例”）把中共当局想抓的任何在港人士“引渡”到中共当局的手中，任由中共当局对这些人进行非法拘禁、滥施酷刑、迫使他们电视“认罪”或处以重刑。这样的前景令香港人不寒而栗。
“回归”二十二年来的香港人内心因中共当局及其在香港的代理人，不断对他们原本享有的民主权利的蚕食，和非法干预香港事务而积聚起来的不满和愤怒，因香港林郑月娥政府试图秉承中共当局的旨意修改《逃犯条例》而达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终于在6月9日爆发出来，这就是这次6月9日爆发的香港“反送中”游行示威运动人数达到103万人、6月16月达到近200万人这样大的规模；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原因。
这表明香港民众已从“回归”初期，中共当局对香港的诸多极具诱惑力的许诺和欺骗宣传之中彻底觉醒了过来；这表明香港自1842年以来直至1997年7月1日为止这段时间在香港民众中建立起来的普世价值和民主宪政的理念已经深入香港民众的心灵深处，成为他们根深蒂固的价值观；这表明香港人虽历经“回归”后22年来中共当局和他们在香港的代理人对他们的洗脑和欺骗宣传，仍然牢固地保持了自己固有的价值观念。
仅有700万人口的香港6月16日参加“反送中”游行示威活动的人居然达到了近200万人，这就是说几乎每一个香港家庭都有家人或亲友参加这次大游行。这次香港“反送中”游行示威活动，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不仅令全世界为之震惊，也令大陆国人对香港人刮目相看。
对于对民众的游行示威活动一贯釆取暴力镇压的中共当局来说，这次香港人大规模的“反送中”游行示威活动是不能容忍的。这次“反送中”游行示威活动虽然表面上矛头是指向以林郑月娥为首的香港特区政府，实际上是指向中共当局对香港事务的非法干预和中共当局对香港人民主权利的蚕食，对此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也是心知肚明的。按照中共当局的本性和它以往的一贯做法，它早就会像在“天安门事件”那样派军警对香港民众施以暴力镇压了，但中共当局至今为何迟迟没有出手？它不是不想出手（这是中共当局的本性决定了的）；也不是不能出手（中共当局那数以百万计的公安、武警和军队要开往近在咫尺的香港进行镇压，对中共当局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而是不敢出手。因为已被中美贸易战打得焦头烂额的中共当局，如果贸然决定出兵香港，必将招致以美国为首的全世界所有民主国家的反对，和严厉的政治经济制裁，从而将导致中共共产极权政权的崩溃；中共当局如果直接出兵镇压，这就意味着“一国两制”骗局在香港的彻底破产，中共当局直接统治香港的结果，就是香港作为世界第三大金融贸易中心地位的终结，这意味着中共当局将再也不能通过香港为它引进它维持经济运转所必需的资金、技术、物资和人才，而这是中共当局绝对不敢面对的后果。至于中共当局指望没有完整的可实施的法律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作为支撑的上海和深圳来取代香港的作用，这只不过是中共当局一厢情愿的白日梦而已，是完全不可能被国际社会和国际金融界所接受的。
中共当局目前在这次香港事件面前和它在中美贸易战面前一样，都处于两难的境地：对香港采取暴力镇压的方式虽有可能暂时让事件平息下来，但它在国内外将要付出的代价却是中共当局不堪承受的，那就是必将导致中共当局的共产极权统治的崩溃；如果全盘接受香港民众的五项合理要求，那么今后中共当局再要插手香港内部事务和操控香港政府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而且中共当局还担心因此而在中国大陆引发的蝴蝶应和示范效应，从而动摇中共当局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基础，加速中共的共产极权统治的崩溃，这也是中共当局不敢承担的后果，在这种窘境之下，中共当局只好一方面聚集16万公安、武警和军队于香港对面的深圳进行演习，作出要对香港民众进行武力镇压的姿态，对对岸的香港民众进行威慑；一方面开动宣传机器对香港民众进行恫吓，以图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而实际上，中共当局慑于国内外的巨大压力，和对暴力镇压将带来的严重后果的恐惧而不敢在香港出手进行镇压，现在的中共当局在觉醒了的香港人面前已成了一只名符其实的色厉内荏的纸老虎。
2019年8月27日写于望春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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