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以举国体制大兴移植产业，“活摘”罪行屡屡曝光。十多年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获取了大量证据和证据线索。可是由于现场取证困难，中共迫于国际压力仅仅更换了面具，却从未放下屠刀。

2020年3月1日，中共宣布成功实施全球首例新冠肺炎患者双肺移植手术。主刀陈静瑜被称为“中国肺移植第一人”。此人引发国际聚焦之际，意外提供了一条围绕着“脑死亡”运作“活摘”的“纵向证据链”。就在同一天，追查国际发布了《2019年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综述》，披露大量新的证据。这如同天意般的巧合，似乎预示这场世纪追逃即将收网。

一、纵向证据链浮现

自2006年起，“追查国际”调查范围横跨医界、军界、司法界、政界和社会组织，调查对象包括中共器官移植医院院长、主任、主刀教授、医生、护士、中共各级官员、公检法人员、军人、警察等等，以点带面，有力揭开了中共“活摘器官”的重重黑幕。这些调查报告或可视作“横向证据链”——被调查对象能够反映其所在局部的事实。横向证据链用交叉验证来认定事实，十分强大，但是被调查对象也常用“这个我不清楚”来搪塞。这时，一个完整的证据网期待着“纵向证据链”的出现，可以通过一个大证据，来呈现案件全貌。

无独有偶，此次新冠换肺的主刀陈静瑜所贡献的正是一条“纵向证据链”。肺移植是移植产业中的“小众”。相较于成熟的肝肾移植，肺移植起步晚，数量少。例如，根据中共官方统计，2006年6月24日至2007年6月24日一年间，中国大陆施行了4231例肝移植（1）；而直到2018年中国肺移植手术也只403台（2），仅十年前肝移植量的十分之一不到。这和肺移植手术风险大、供肺的功能要求比较苛刻有关。

正因为肺移植的“小众”，所以比较容易形成“移植第一人”长期独霸的局面：众多环节和信息集中到这个人身上，构成全景式观察，从而呈现“纵向证据链”。多年来，陈静瑜一个人的移植手术数量占到全国的70%，甚至更多。那么这个领域的几乎所有环节，如技术标准、运作流程、拾缺补漏及理论成果等等，他都会作为核心成员参与，他是中国肺移植产业的现场证人。

出于某种原因，陈静瑜从2012年起就在其个人微博上展示并炫耀自己的肺移植“功绩”，包括手术直播，从文字到图片，提供了罕有的丰富证据（3）。而这在器官移植的其他领域从未有过。

透过以陈静瑜为证人的“肺移植链”，我们可以更准确的透视整个移植产业链的运作。

二、证据链核心——“脑死亡”

国际上普遍认为，肺源是肺移植的最大瓶颈。我们的“纵向证据链”就主要围绕“肺源供应链”展开。为了解决肺的供应问题，陈静瑜可谓是不遗余力，已超出自身专业领域。这也使我们得以深入“供体”疑云，一探究竟。

1. 供应链末端、运输问题：

由于供肺的冷缺血（即器官从切下来立刻进行冷灌注到移植后供血开始的这段）时间非常短，一般在8到12 小时，因此供肺的运输时间在整个供应链中占重要地位。陈静瑜是中国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主要推手。2015年他在微博上掀起了一个很有名的网络事件，批评南航在他的一次器官运输上不配合，最终迫使南航向公众道歉，绿色通道由此始建。可见陈静瑜并不仅仅是一个埋头医术的医生。在中共体制内，他颇有政治头脑与运作手腕。

正是这个“冷缺血时间”，也可作为判断“活摘”的证据之一。如，近日报导他所做的新冠换肺手术冷缺血时间远大于12小时，超过供肺保存时限，有新闻造假之嫌，更增现场杀人取肺的疑虑（4）；

讽刺的是，2016年陈静瑜向香港第26届国际器官移植大会提交的论文又显示“100例肺切取和移植”手术超短的冷缺血时间，他称“第一侧供肺冷缺血时间（147 18）min”（5），竟然小于3小时，无疑表明现场可能是活摘，亦涉嫌故意杀人。

2. 供应链中端、器官获取问题：

在陈静瑜主笔的标准手册《中国肺移植供体标准及获取转运指南》（以下简称《指南》）（6）中详细规定了供肺的获取方法，就是把供体的心脏和肺同时切取，然后进行心肺分离。这就涉及到了我们最敏感的调查点：在切取时，这个供体是已经死亡？还是被“活摘”？

在官方资料和陈静瑜本人的微博中，肺移植几乎都是“脑死亡”供体。这个“脑死亡”无疑是证据链的核心。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它。

“脑死亡”是指患者在全脑功能丧失、自主呼吸停止以后，仍然能够依靠呼吸机维持一段时间的呼吸和心跳。医学界提出“脑死亡”标准，以区别于传统的“呼吸、心跳停止”死亡标准。

“脑死亡”是不是真的死了呢？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生物伦理学系的高级教师富兰克林·米勒博士指出：“（依赖呼吸机，脑死亡）病人维持着一些能力，包括维持着循环和呼吸、控制体温、排泄废物、愈合伤口、对抗感染，而且更戏剧性的是孕育胎儿（存在‘脑死亡’妇女怀孕的案例）。”（7）这就是“活的躯体、死亡的大脑”。

为了不陷于复杂的医学争议，我们仅从器官移植角度来讲，“脑死亡”供体确实是活体，活的躯体。中共也并不隐晦，官方报导中多有“活体肺”这样的文字，这么做的效果，使公众对“活体”不再敏感，又有“脑死亡”作挡箭牌，于是人们不再关心和供体有关的信息。

3. 供应链前端、供体疑云

做为证据链一环，供体不能不查。中共肺移植到底用的什么供体？令人惊讶的是，《指南》这样的标准手册并没有使用“脑死亡”术语，而是采用“心脑死亡”这个术语。《指南》是这样宣称的：“2015年以来公民 心脑死亡器官捐献供体 已成为我国器官移植的唯一供肺来源”。

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我们简介一下三个术语：脑死亡器官捐献即全脑死亡后靠呼吸机维持的脑死亡供体；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即心脏停搏并死亡的供体；心脑双死亡器官捐献即脑死亡后停用生命支持措施，呼吸停止、心脏停搏后的供体。也就是说，脑死亡供体是活体，还有呼吸和心跳，而心脑死亡供体的呼吸和心跳已经停止，无论在任何意义上都已死亡。

似乎《指南》在刻意回避直接使用“脑死亡供体”这个说法。然而，如果真的没有使用“脑死亡供体”，标准手册就应该直接宣称：使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体”。

不仅如此，《指南》紧接着自相矛盾的规定：“我国采取脑-心双死亡判断标准，供体发生脑死亡后，如果供体家属认可脑死亡，供体按脑死亡供体流程处理，否则进行心脑双死亡供体判断。”换言之，只要家属同意，还是作为脑死亡供体来对待。就从这一点上来讲，中国肺移植器官所使用的供体如果不是全部、也必定包括“脑死亡供体”，即活体。《指南》所采用的“心脑死亡器官捐献供体”，只是一个术语游戏。

更打脸的是，官方新闻报导及陈静瑜个人微博丝毫不避讳“脑死亡”和“活体肺”的说法，多次报导这样的取肺新闻。最著名的恐怕是2015年从桂林取活体肺做移植手术的网络直播事件，主刀便是陈静瑜，当时吸引了2600万人围观（8）。

为什么《指南》这样的标准手册不采用“脑死亡供体”的说法呢？

根据作者调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法律层面，“脑死亡”标准至今未经中国立法确认，也就是说，中国法律不承认“脑死亡”者已死亡。中国法律还是采用由自发呼吸停止、心脏跳动停止、瞳孔反射停止三个标准组成的“综合标准”。

这就得到令人震惊的结论：器官移植采用脑死亡供体在中国是非法的！中国器官移植行业的核心人员，上自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下至主刀医生陈静瑜，对这个法律风险心知肚明，他们一直在积极推动“脑死亡”标准立法。就在2020年1月，研究人员在陈静瑜所在无锡市人民医院开展了《公民对脑死亡标准立法态度的现状调查》，可是调查结果仍然显示公民对脑死亡的认可程度并不高，脑死亡标准立法缺乏民意基础（9）。

如果在《指南》中明确供肺来源是“脑死亡供体”，无异于自己供认以国家名义违法。但它前后的自相矛盾，不过是欲盖弥彰罢了。

既然在法律层面，脑死亡者并没有死，那么肺移植取肺所施行的心肺整体摘取手术，将导致供体完全意义上的死亡，由此我们得到另一个重磅结论：中国器官移植采用脑死亡供体涉嫌活摘和谋杀！

没错，在法律上就是涉嫌谋杀。就好比“安乐死”，如果未得立法确认，哪怕患者、患者家属和医生都同意并实施安乐死，这医生也是犯了谋杀罪，患者家属是共犯，“脑死亡”供体同这是一个道理。

虽然活摘在国际上已经曝光了这么多年，但能找到中共官方的事实来证明“活摘”的存在，毕竟不易。《指南》算是一个铁证。

还没有结束，《指南》所提供的证据还在向前延伸。（待续）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3/14/n1193993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