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开阳

编者按：卧底间谍对中共窃权的重要作用，中共是不能大书特书的。历史揭秘显示：毛泽东的所谓“天才军事谋略”，不过就是偷盗国民党的高级机密、窃取作战计划而已，所谓“一纸能抵百万兵”。

中共军界曾有个内部资料片，叫《到目前为止尚不能公布的功勋》，讲的就是在蒋介石身边的特工沈安娜。她在国民党卧底长达15年，没有暴露身份，中共建政后，对这位“功臣”也“一直隐蔽”，鲜有宣传。

沈安娜晚年曾罕见现身在中共建党80周年纪念的一个活动上。有位记者屡经周折才得以采访她。采访时，两位“国家安全部的保卫人员”作陪。当记者问及辽沈、淮海战役时，沈安娜说：“历史，该解密的可以解密；不该解密的还是不能解密。”

无论怎样曝光，现在看到的也只是冰山一角，但这一角也让人对中共宣称的“历史”有所怀疑了。

周恩来曾说：“特务”这个名词的发明权是“属于我们的”，当年想不出适当的名词称呼这一部分工作，就叫作“特别事务科”。[1]

1915年出生于江苏泰兴的沈安娜，曾在上海学习速记，20岁加入周恩来创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并由周恩来亲自派到蒋介石身边潜伏。沈安娜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隐蔽长达15年，其中有11年是在中央核心机关进行地下谍报活动。

1935年1月，凭著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好字，沈安娜被正式录用为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速记员。

据她自述，1938年，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轮流找她面谈，对她“进行教导”，要她“安心做好情报工作”。后来周恩来亲自布置，通过朱家骅的关系，沈安娜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做情报工作。

之后，沈安娜利用各种机会，将黄绍肱、宣铁吾的报告，国民党当局的围剿计划、军事措施、军事力量部署、军事建制、对红军游击队的分析估计，以及有关武器装备、公路碉堡的附件、图表等等，都设法搞到摘抄下来，陆续送给中共情报机关。

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国民参政会是由各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组成的国家最高咨询机关，中共的除了毛泽东外，王明、博古、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朱家骅让秘书通知沈安娜，叫她随机要处的老速记员一起到国民参政会上去担任速记。沈安娜第一次坐到了高层会议的主席台上。

1939年1月，沈安娜被确定为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速记员，并负责保管相关会议文件。蒋介石在大会上作报告时，沈安娜就坐在离他仅三四米远的桌子旁做速记。在全会的小型军事会议上，沈安娜接触到国民党两个重要文件，即《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后改为《限制共产党活动办法》）和《关于共产党的处置办法》。她迅速把文件转给周恩来。当时中央党部还没有给国民党内部发放，中共就已经拿到原文件。后来根据沈安娜以及其它来源提供的材料，中共编写了名为《摩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

1939年秋，南方局组织部负责人博古决定接收沈安娜入党，在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的情况下，沈安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国共谈判期间，沈安娜把国民党密商谈判策略的情报，每天都通报给中共中央代表团。看透对手底牌的周恩来，掌握了谈判主动权。毛泽东对此曾说过：“这是玻璃瓶子里面押宝！”

1946年初，旧政协开幕，沈安娜白天参加大会做速记，晚上参加国民党的党团会做速记。每天晚上的国民党代表党团会上，都讨论第二天如何对付共党的策略，商定在会上攻什么、守什么、谁先发言、最后谁提折衷方案等等机密细节，甚至现场开会的气氛及核心人物的表情、动态，她都毫不遗漏地记下。会议一结束，沈安娜就连夜把这些情报送交南方局，及时传给中共中央。

在解放战争的三年中，沈安娜参加了国民党历次的中央全会、中央常委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后改为政治委员会）以及立法院的所有重要会议，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军事头目的军事报告，尤其是蒋介石的一言一行都被她提供给中共。“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看到了。”[2]

每逢讲到绝密军政问题时，蒋介石总是突然下令：“这段不许记，把笔搁起来！”沈安娜只好搁下手中的笔，在心头默记，等到休息的时间便马上佯装去厕所，速记在草纸上。

每次情报都由沈安娜交给她的丈夫华民之，再交给上级领导吴克坚，然后直达周恩来手中。1946年，对沈安娜提供的紧急情报，周恩来给予“迅速、准确”四字的口头嘉奖。

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开始南撤。吴克坚通知沈安娜夫妇，让他们相继脱身。此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已换为陈立夫，陈立夫指示机要处长带走最优秀的速记员沈安娜。当时沈安娜推托说要回上海看一眼家人，然后一去不归。 后来，沈安娜和华明之分别进入国家安全局和上海国家安全局工作，直至离休。

评述：
沈安娜在弥留之际，曾经喃喃自语：“我已经暴露了，赶快从后门走，……”可见她在早期地下工作时的紧迫感、危机感一直伴随她，不得安宁。

她生前曾宣称自己“一辈子献给党的事业，直至生命！”看到这个被她“一纸情报”而改头换面的国家，看到中共窃政后种种惨烈的政治运动，看到为“党和人民作出巨大贡献”的同行们一个个被关进监狱，被下放、被整死，不知其内心深处有何真实的感想？

（编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纪元特约作者从中共党史机密档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无法一一注明出处。大纪元将在适当时机公布信息来源。）

注释：
[1] 1950年周恩来在全国第一次情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 《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1991年出版，第95、99页。@*#


*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17/7/28/n947389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