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泰斗余英时辞世享寿91岁。他生前在台湾政治大学最后一场线上录影畅谈中台港局势，呼吁认清共产党的可怕。

余英时2014年曾来台领取第一届唐奖汉学奖，反共立场鲜明的他在台发表演讲，并接受媒体采访强调，“共产党不代表中国文明，完全不是”。他指出，中共不会放弃一党专政，动了它的根本，它绝对拚命。

共产党有很大的危机
余英时关心台湾民主，2019年11月台湾政治大学举行“罗家伦国际汉学讲座”，特别先前往美国录制他的谈话播出。他谈到中国共产党自毛泽东死后，内部也产生大变化，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一度也诱惑人，外界都认为大陆将走上民主之路，尤其知识青年非常兴奋，希望民主指日可到，直到1989年6月4日发生天安门大屠杀，共产党真面目就显现了。

他指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仅限经济性活动，带来的是以党为主体的资本主义，所以很多大公司里都有党支部要接受党的领导。“我们要注意：看起来私人企业发展自由自在，好像没人管，事实上共产党管你是无所不在。至今中国私人企业成功的非常少，就算成功也被清算，有人被关在监牢，有的死了，像马云也是知难而退。”

“在中国最重要是你要看到共产党贪污的问题”，余英时指出，中共是制度性的贪污，在习近平上台以后，每一个高官都是以贪污名义打下来，还不是少数，而且都有多少亿的贪污，像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财产发展非常多，相关的企业也相当多，可以说中共的贪污是普遍全面的。

余英时说，中共是一党专政，习近平现在要走毛泽东的路，就是一人专制，他完全废除任期制，没有交代谁接手将来会大乱的，这就是共产党的现实情况。

中共让中国人不关心政治，心思用在赚钱或吃喝玩乐上。余英时指出，只要你不影响到中共政权，吃喝嫖赌都可以做。这里面有一个作用，就是使外面人看不清楚，误以为共产党已经不是以前可怕的共产党了，但这是有害的观念。在台湾也有不少人接受，以为共产党与以前不一样了，但实际看，这种共产党制度是更可怕的。

他指出，中共放任私人生活，看起来好像自由自在，无所谓、没人管，事实上他管你是无所不在。比如在中国所有教员在大学上课，都有特定学生去记录，还报告给党你讲了什么东西，所以教员一言一动都在党控制下。在大陆的报纸，若中央不让你登一则消息，没有任何报纸可刊登。他遇到许多中国大陆来访学者，都认为习近平让人不能忍受，但还是得忍。

至于中国大陆会不会改变，有一天也像苏联一样崩溃？余英时说，这个可能性非常高，当时苏联崩溃也不是军事上崩溃，“而是大家觉得这个制度，让我没办法活下去了”。他表示，不要以为中共发财了，事实上有的地区还是非常穷，连吃饭钱都不够的，尤其像西北甘肃一带，那里的农民生活非常困苦。

余英时指出，中国本来有近10亿农民，目前减少为五六亿了，因为许多人都到城市找工作去了。共产党也怕农村，因为他们当年搞游击战，也是从农村打出来的，所以要把农村完全控制在手上。许多农民的房子都被拆掉，有的农民连耕田也没有了，五六亿农民生活相当困难，这是共产党很大的危机。

“中共另外一个很大的危险是军队那么多”，他指出，军队是要求作战的，如果不作战，军队低层的军官永远升不上来，所以只有打仗才能满足军人，这就是逼着中共要向外扩张，“这危险说不定在什么地方爆发”。

共产党渗透 余英时：台湾部分媒体变成《人民日报》的台湾版
余英时表示，中共的野心非常大，时刻在算计怎么样收回其认为的领土，先是香港下一步当然就是台湾，对台湾的方式是采用内部进攻（渗透统战）也很清楚。还不只此，共产党在南海的许多活动，造岛的活动等等，跟菲律宾、越南这些海洋国家也发生冲突。

对于中共是否对台湾动武，余英时认为，中共若贸然动武，后果非常大。但也不能因此认为台湾很安全，中共不敢打，这又是非常错误的想法。所以不能不考虑共产党日夜算计，怎么把台湾收归大陆。这应该引起台湾政治家、思想家、学者、观察家深思，想想应该怎么处理这些问题。

他提到，共产党渗透台湾，大家已经都看见了。台湾有人用共产党的言语在讲话，甚至有台湾部分媒体，已经变成《人民日报》的台湾版了。台湾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认为，这是台湾人民人文修养还有很大的一段缺憾，这缺憾若不能弥补起来，无法对抗共产党无孔不入渗透、想将台湾夺回成为中共一部分的政治意图。

余英时忧心指出，他在台湾的报纸刊物看不出来，台湾人对于变成中共一部分，有强烈反对，或至少没有强烈反对的倾向。台湾对于共产党的认识，无论是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思想，尤其是史学等领域，还是需要加强。他指出，比如美国要在政府工作的人，基本人文常识都应具备，否则不能应付复杂社会的各种问题。

中共最厉害的是“统战”。他举出，台湾前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一生不受共党任何影响，主要是靠其人文修养，可以清楚看到共产党背后一举一动的目的，涉及判断问题。因此，今天台湾的社会、政治、文化领导人物，面对中共的威胁，人文修养也特别重要。

香港人上街反共 余英时：呈现香港拥有的人文文化传统
余英时谈到香港说，他在香港住过八九年，香港从1840年就归为英国殖民地，英国在香港没有建立任何民主制度，连政治学都不准教，但香港有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就是自由。他从大陆到香港，感到最惊奇的就是各种各样言论都有报纸、杂志，原因就是自由方面不限制，虽然身为殖民地的人民，但自由是存在的。

他说，在教育上香港从中学到大学，1949年以后，中国学者逃到台湾，又在香港办了很多大学、学院，都留下很多人文传统，在香港校园无形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就是香港学生能够完全不受共产党意识形态影响的原因。所以，香港700万人的城市，反送中可以有高达200万人走上街头，表示对中共不能放心、不信任，这就是自由文化发生的作用。

余英时指出，2019年香港反送中事件，香港学生从中学生到大学生，是最强烈反抗共产主义的一群，反对共产党用法律手续将香港收回己有，这也看到台湾学生的支持。他认为，香港学生在反送中抗争的表现，正好呈现香港本身拥有一种人文文化传统。他非常希望台湾的人文跟民主制度可以配合起来，慢慢向前发展。

反共立场鲜明的史学泰斗余英时，支持台湾、香港及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他曾为大纪元“《红朝谎言录》全球有奖征文大赛”担任评审并于赛后结集出书写序指出，“红朝”体系彻头彻尾是由谎言编造出来的世界。极权党先用谎言夺权，然后用谎言保权。但是他始终相信林肯的名言：“你也许能长期欺骗一部分人，你也许能欺骗所有的人于一时，但你终不能永久欺骗所有的人！”

余英时为美国普林斯敦大学荣誉教授，曾任美国密歇根大学副教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一生获颁多项海内外学术荣誉，包含1991年获行政院文化奖、2004年美国哲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院士、2006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首届唐奖汉学奖等，并于1974年当选中研院第10届院士。

(大紀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8/5/n1314098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