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中共是一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政党。然而世人往往不太清楚的，却是中共之所以无法，究其原因，是在于其无天。或者说，在当今的中国，中共偷天换日，将自己变成了如天一般的存在。

法律所维护的，是社会所认可和遵从的是非对错的标准。当今中国的宪法里明明白白地把坚持党的领导摆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所以能否维护党的领导和党的权威，就成了党国的所有机构衡量一切是非对错的最高标准。而在具体事物上，是非对错的标准就是中央文件。

中共之所以得以将党和党的文件变成今天中国社会的是非对错的标准，是中共在其建政之后，压制了一切对高于世俗社会之上的神、佛、道、和天的传统信仰，将无神论一家独大地摆在了中华民族信仰的殿堂之上。部分传统信仰在当今中国的苟且存在，只是中共为树立其开明形象所有意留下的些许点缀。而这些传统信仰被容许存在的条件则是对党的绝对服从、是承认党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不可挑战的地位。

既然没有了超越于党之上的神，也没有了高于党之上的天，那么党便是神，党便是天。党和党的文件便成为了当今中国社会是非对错的终极标准，法律便沦为党维持其统治地位的工具。所以毛泽东当年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对天道的信仰是中国传统社会里 是非对错标准的基础在传统社会里，统治者的理再大，也大不过天理。

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与是非对错的标准是建立在对天道的信仰之上的。在佛教和其他西方宗教东来之前，中国的诸子百家学说溯本求源皆来自于道家。儒学以孝为本，而儒家的治国思想要求皇帝要以父事天，以母事地。如此一来儒家的治国理念与道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便形成了互为表里的道德体系。

这个体系所构成的，就是高于皇权之上的地、天、和道等多个层面的精神要求与是非标准。

天子，天子，上天之子。皇权既是得于天授，那么皇权的拥有者其行为便受制于天。这就是皇权与党权的根本区别。皇权之上有天，因而皇权的使用必不可违天而行，所以皇帝之理大不过天理。而党自己已成了救世主，党已高于一切，所以党便得以无法无天。

那么在以儒家和道家为基础道德体系中，地、天和道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

先说地。地者，坤也。按照《易经》的解释：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大地提供了人类生存所需的一切，但从不向人索求任何回报。这就是厚德，其意义与今天来自于西方文化的博爱可谓是异曲同工。但厚德与博爱的前提是：顺承天意。

中共信天吗？

中共统治中国70多年，当年中共赖以其支援而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在中共的词汇中从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变成了城市低端人口，而官员们则个个腰缠万贯。古人的厚德，变成了今天中共的“厚得”：厚颜而贪得。

再来说天。天者，干也。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就是以博大的胸怀容人、容物、容天下。所谓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从尧舜禹到成康之治，在孔子的眼中，包容乃是作为统治者的第一要素。

自1949年中共统治中国以来，从斗地主、剥夺资本家的资产，反右、文革、批孔到镇压“六四”学运，迫害法轮功和所有的传统宗教，中共包容过谁？

中共在全世界办孔子学院，开动其宣传机器不断地告诉西方世界：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用孔子的话忽悠西方人——可以与中共做生意，去中国投资，给中国技术，但不能改变中共的政治制度。问题是，中共为什么自己不对那些被其迫害的团体讲和而不同？

古代的天子当效上天包容天下的万事万物，而中共却只能容得下服从党的利益的人和事，党是高于一切的。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期间，中共治下的中国有一首流行全国的歌曲：“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路，我来了”——歌词中的这种无与伦比的狂妄自大，正是中共建立于无神论的理念之上的那种“我即是天，我就是法”的目空一切心态的真实写照。

说到道，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万事万物皆有道。而所有的这些道都是天道的延续。在这天地之下万事万物的道中，最重要的就是人道。天道引领人道，而人道是天道在人间的延续，这便是天人合一的中华传统的核心。

而中共之无道，恰恰在于在中共的眼中，党的利益才是唯一的标准。党的利益不但高于天道和人道，党的利益更是其一切行为的最高的目的。

对神的信仰 是西方传统文化中是非对错的基础

近代以来西方和世界文化的领军者是美国的文化，一个建立在天赋人权（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基础之上的文化。

西方文化在17和18世纪出现了一批以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亚当．斯密斯（Adam Smith）等为领军人物的哲学家。他们反思欧洲中世纪在宗教的腐败控制之下所度过的黑暗时期，认为任何人的组织包括政府和宗教都无权剥夺神所赋予人的基本权利。他们主张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政教分离，主张人有追求幸福生活和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

西方文化从古希腊时期就意识到政府是不可能完美的。政府之不完美皆因政府是由人所组成的，而人性是不完美的，所以由人所组成的政府也不可能完美。因此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约束。

到了17和18世纪，西方的哲学家们反思欧洲长达近10个世纪的由于宗教的绝对权威所带来的宗教腐败，认识到宗教也是人的组织，所以它和政府一样会造成腐败、造成黑暗。这些哲学家和思想家们挑战宗教的权威，却绝不反神。

《常识》（Common Sense）一书为美国独立革命做了理论上的准备。该书作者汤玛斯．潘恩（Thomas Paine）曾在《理性时代》（Age of Reason）一书中说，他不相信任何宗教，他自己的思想就是他自己的宗教。然而他的思想却来源于神，因为他承认自己信神（I believe in one God, and no more…I do not believe in the creed professed…by any church that I know of. My own mind is my own church.）。

很显然，潘恩在这里所说的神，已经不是通常西方宗教中所说的神，因为他已经明说了他不信宗教。所以，潘恩所说的神，是类似或接近于道家思想中那个道的存在。在英文的语境中，这一类信仰被称为deism。在西方历史上，持这一类理念的巨人们还包括约翰．洛克、亚当．斯密斯、贝多芬、汤玛斯．杰佛逊、本杰明．富兰克林等等。甚至科学界的巨人爱因斯坦和牛顿，他们对宇宙的认识在许多方面也与此类信仰极其接近。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规定了五大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媒体自由、结社自由和向政府表达不满的自由。两百多年来，第一修正案有效地保障了美国民众的这五大权利免受政府权力和宗教权威侵犯，但这五大权利却恰恰是神给的、天赋的。

反观中共，却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组织。既是一个独裁政权，又是一个把无神论摆在神坛上的宗教组织。既是政府，又是宗教，却唯独没有神、没有天。既不容许任何人挑战其权力，又不容忍任何其他信仰挑战其权威。权力权威都得不到制衡，所以其必然走向腐败。

今天的美国，各种大小正式场合的集会一般都会先向国旗敬礼。将手放在左胸口庄严陈述：“美国是神之下的一个国家……”。从总统到各级官员和议员，无一例外。这个陈述前后只有几句话，却在时时刻刻提醒着美国人：是非对错的标准高于政府、高于政党、高于宗教——是非对错的标准来自于神。

而在今天中共治下的中国，宪法里写的是坚持党至高无上的领导。换句话说，如果今天你和你的邻居发生了纠纷，法律也许可以给你们一个公正的处理。但如果你今天与共产党发生了矛盾，法律就绝对会站在党的一边。因为党是没有错误的。

党为什么不会有错？因为已经没有高于党的任何存在，党就是最高的存在，党就是最高的是非对错的标准，党已经取代了神。

中共逆天而行 在文化和法制上都走进了死胡同

法律与宪法的本意，是以国家的司法手段维持建立在文化和道德基础之上的行为标准，保护在该行为标准的范围之内所获取的权益。今天中共所鼓吹的所谓共产主义的道德标准与东西方的传统道德格格不入。今天中国的宪法和法律所保护的，是党高于一切的根本利益。所谓共产主义的道德标准，则更是一个非人性的标准。

文化的核心不外乎是回答两个问题：信什么？做什么？前者为信仰，后者为行为规范或道德标准。前者为天道，后者为人道。

一个民族的文化就像是一棵大树：树的枝叶是文化的表层和日常部分，如语言、文字、饮食服饰、风俗人情等。树干是其核心的价值部分，如传统中华文化的忠孝和现代西方文化的自由和平权。树根是文化的哲学基础部分，如中国的儒学和美国的建国之父们所崇尚的天赋人权。而树根下的土壤则是这个文化的信仰部分，如东方的道家和佛家的学说，以及西方的基督文化等等。

中共对中华民族所犯下的罪恶之一，就是将中华文化的这棵大树从佛家和道家的土壤中连根拔起，移到了马恩列斯和无神论的土壤中。从外表上看，今日的中国社会好像仍然保持着老祖宗传下的东西，但实质上却已经被移花接木，表里不一了。

今天在北京把持权力的那些党魁们，他们既不信天、也不通道，更不信佛。他们宣扬的那个道貌岸然的有中国特色的所谓主义，只不过是一堆从西方文化的垃圾堆里捡回来的烂香蕉。

东西方文化在建立信仰与行为的关系时，走了两条方向截然相反的道路。

西方的主流文化是首先确立了神，然后有了神的教导（摩西十诫），再后有了神的信徒和神的使者在人间的故事（《圣经》）。用这样一条路去建立信仰与行为的关系。

而建立佛家和道家文化基础之上的中华文化恰恰相反，走了一条在回溯自己的根、在由始于自我而追寻宇宙的终极造物的过程中去建立信仰与道德关系的路。

女娲、伏羲在中华历史的开端，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一个不曾回答的问题：谁是这宇宙中一切存在的创造者？这个问题用老子的话说就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所说的这个“不知其名”而“为天地母”的道是什么？是谁？这个问题被炎黄子孙中历代的修道之人叩问过无数次。可以说，中华历史悠久的五千年文化，就是在一个探索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返本归真的寻根文化。

华夏的思想先贤们虽然不知道那个道生万物的道在哪里？是谁？是什么？却知道我们周遭的一切皆来自于道，皆由道所生。也就是说，我们自身和身边的一切，皆包涵着那个在无形之中造化了万事万物的道。他们以为，如果他们理解了蕴含在他们自身及周边一切中的道，就有可能反向推理，从而靠近那个可以从无到有，能够无中生有的造物之主的道，或者说是造物之主的智慧。而这个反向追寻的过程，就是悟道的过程。

在这条返本归真的寻根之路上，老子观察自然，悟到了上善若水。孔子审视自身，悟出了五十知天命。而传自古印度的佛教走的也是一条类似的道路。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睹明星而开悟，悟的是缘起性空。

东西方正统文化所走的道路虽然不同，但殊途同归，最后都找到了天道与人道合一，找到了将社会道德建立在对神（天）的信仰基础之上的生活方式。

而共产主义从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走上了一条建立在无神论基础之上的非人性的道路。

人性中善恶两面并存。而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理论否定了人性恶的一面，暴力革命的理论则否定了人性善的一面。同时否定了人性中善与恶的两面，由马克思与列宁所开创的共产主义的道路，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反人类的道路。而究其反人类的根本原因，则是其逆天逆神的无神论信仰。

马克．吐温曾说过人性像月亮，一部分白，一部分黑。马克思的理论则同时否定了人性中的黑白两个部分。既否定了黑，又否定了白，当然就不会有黑白，不会有太极，不会承认天道，更不可能考虑人道。中共所承认的，仅仅是其高于一切的利益。

中共在1949年夺取中国的统治权之后，在和平时期造成中国社会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了第一和第二次大战期间世界死亡人口的总和，这还不包括因中共的一胎化政策被强行剥夺了生命权利的数亿计的胎儿的人数。中共之反人道特性的例子，比比皆是。而反人道的源头，则是其逆天。

以维护共产党统治为最高原则的中共宪法，就是保护反人类的实践在司法程式上的具体实施，就是中共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非人性的国家机器的基石。

所以，中共之无法，究其原因，源自其无天。

——转载自《新纪元》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0/4/n1328108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