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中国人寿、中石化和中石油三家央企在相隔30分钟的时间内，声明将从美国退市。同日，另一央企中国铝业和上海石化（中石化的控股子公司）也拟申请自愿从纽交所退市。

这是标示中美关系走向的重大信号，并暴露了中共当局对美决策机制存在的矛盾。而如果中概股从美全部退市，势必重创中共的高科技产业，“弯道超车”更快泡汤。本文略谈三点。

美中达成审计协议的可能性骤降，中国企业没有办法配合美国对在美上市外企的财报会计审核，从而使中概股从美全部退市的可能性大增

在美上市的外国企业必须符合美国的审计标准。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PCAOB），自2005年起就开始着手对境外法域的审计机构进行监管（已超过50个境外法域）。但是，惟有中共（包括香港）拒绝PCAOB的检查（inspections）和调查（investigations）。根据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案》（HFCAA），中国（包括香港）在美上市公司面临退市风险。

中美自2007年以来即已就跨境审计监管问题展开磋商，相关进程颇为曲折。PCAOB曾于2021年12月16日出具“认定报告”（HFCAA Determination Report），指出美中双方目前的主要具体分歧所在：1. 缺乏有效的双边合作协议（虽然中美曾于2013年签订了执法合作备忘录，但其中未能包含授权PCAOB进行调查取证的约定，且迄今中美尚未能就此达成共识）；2. 中方对文件和信息的开放程度不能满足PCAOB的需求（为建立互信，历史上中美曾开展过2次试点检查，但PCAOB认为该等试点检查未能完成，因为在提供资料的过程中，中方监管机构基于保护敏感信息和国家秘密的考虑隐去了过多信息）；3. PCAOB无法自由选择审计内容。

从目前迹象看，中共不仅没有与美达成审计协议的目标，反而在做中概股从美退市的准备。其一，早在2018年，港交所就开始修改上市公司相关规则，打通中概股从美退市到港上市的通道。其二，安排重要企业从美退市。例如，中芯国际2019年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2021年1月31日正式从OTCQX（美国场外交易市场）撤出。

当然，美方也在要求特定企业从美退市。例如，2020年年底，纽交所发布声明，为遵守川普政府禁止美国人投资“有军方背景的中国企业”的行政令，将启动对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的摘牌程序。2021年，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被迫从美退市。

中共最高层可能已经否定了与美达成审计协议的提议

与美方PCAOB对接工作的是中共证监会。中共证监会一再放风称与美谈判顺利，有望达成协议。去年7月中共出台强硬监管措施，中国股市暴跌，中共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与高盛集团、瑞银等跨国银行及部分投资公司的代表举行闭门会议（证监会主席易会满也有出席），表示中共无意和全球市场脱钩，特别是无意与美国脱钩。此后，方星海甚至声称中美审计合作谈判将会有“惊喜”。

今年3月，中国股市剧烈震荡。3月16日，副总理刘鹤主持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专题会议，其中提到“关于中概股，目前中美双方监管机构保持了良好沟通，已取得积极进展，正在致力于形成具体合作方案。中国政府继续支持各类企业到境外上市。”

4月2日，证监会会同财政部、国家保密局、国家档案局发布《关于加强在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结合跨境审计监管合作的国际惯例，放弃了原有的“完全信赖”原则（删除“现场检查应以我国监管机构为主进行，或者依赖我国监管机构的检查结果”的表述），改为通过跨境监管合作机制进行，证监会或有关主管部门依据双、多边合作机制提供必要的协助。

但是，6月底滴滴低调赴美上市，触怒了中共最高层。上市未及48小时，中共监管部门宣布对其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开盘表现亮眼的股价应声下跌，一度跌幅10%左右。又过了48小时，监管再加码，滴滴出行的App被中共网信办要求下架，停止新用户注册。据传刘鹤也因此受到攻击。

同时，中共最高层对中美审计谈判的态度可能也逆转了。一个例子是，英媒《金融时报》7月23日报导，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将被分为掌握非敏感数据、掌握敏感数据和掌握机密数据三个类别，持有“低风险”数据的公司，可以将他们的审计底稿交给PCAOB检查，试图以此来避免被美摘牌。应该说，这个三级分类安排是灵活的、可行的。但是，7月25日，中共证监会却发声明予以否认（“没有研究过”）。中共证监会的变脸，显然是受到了最高层压力（这有前例，去年蚂蚁金服在上市前2天就被紧急叫停）。

这表明在中共最高层的政治考量中，职能部门的专业性建议没起多大作用，中共决策的僵化越发严重了。

中国“新经济”将因中概股从美退市遭受重大打击

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企业赴美上市蔚然成风。即使中美开打新冷战的2020年，也有34家中国企业在美IPO，共募集资金约为124亿美元。与2019年相比，IPO数量和募资额分别增长了6.25%和254%。这34家中国企业，以金融、媒体与信息服务业最为活跃，占56%，其次是卫生保健/医疗、和零售；首日盘中涨幅超过50%，有10家。

为什么中国企业热衷于赴美上市呢？除了国内资本市场的门槛太高、美元融资有助于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之外，一个基本原因是：在IPO之前，大多数公司都接受了来自美国、日本等海外VC的投资；在中国资本账户仍受管制的背景下，选择在美国上市是早期投资退出的最优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赴美上市的中国企业，多属于“新经济”（中共界定为，围绕国家战略新兴产业，由创业者主导的，具有创新型的商业模式、经营理念，或者技术驱动的产业。主要包括TMT、互联网、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生物产业、医疗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业等）。

可以说，中国“新经济”的成长，与海外的风险资本以及二级市场密切相关。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伊恩‧哈撒韦和《创意阶层的崛起》作者理查德‧佛罗里达曾观察了从2005至2017年的十万笔风险投资交易（《Rise of the global startup city》，2018），发现：美国的风险投资金额规模占全球总体规模，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95%以上，2017年底降至50%；而风险投资资本的全球化和最大的贡献者美国的份额减少的原因，是中国及其创业生态系统的迅速升级；在过去三年中，中国已经占据了风险投资总额的近四分之一。

如果中概股从美全部退市，中国“新经济”将遭重大打击，因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缺陷尚未根本改观。举例而言，不管是科技独角兽企业的成长，还是创新企业的驱动，中国资本市场的成功案例并不多见。

那么，香港股市能来补救吗？不行。第一，跟美国股市比，香港股市也只是个小萝卜头，资金池子小，流动性也低。第二，“一国两制”被中共摧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风雨飘摇。

从全球视野来看，科技型企业的融资一直由市场力量主导，与风险投资息息相关。一般高科技创新企业成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0-1”（原始创新），“1-100”（技术转化创新），“100-100万”（大规模生产）。在“0-1”及“1-100”发展过程中，企业通常很难拿到银行的贷款支持，这就需要VC/PE（风险投资）提供一些长期资本与企业共同成长。

但是，中国的VC/PE不发达。而如果中概股从美全部退市，也将同时带动风险投资撤离中国。事实上，这个苗头已经显露出来了。据彭博社报导，研究公司Preqin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风险投资交易额同比下降44%至247亿美元。这几乎是美国下降速度的两倍，全球下滑速度的近四倍。

如果没有市场资本的支持，那么从基础科学到创新，再到创新的扩散和产业链的形成，都将难以实现。中共的“弯道超车”，也就成了空中楼阁。

结语

五家央企巨头宣布从美退市，显示中共在一定范围内主动同美国金融脱钩。之所以说“在一定范围内”，是因为中共同时也在加快金融开放，吸引国际金融机构、资金涌入中国。中共想借此弥补中概股从美退市的损失。但是，中概股从美全部退市的影响太大，超出了中共的控制能力。机关算尽的中共，这次弄不好恐怕会“丢了卿卿性命”。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8/15/n1380285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