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接受的是中共无神论教育，跟许多中国人一样，我曾经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自从我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逐步从无神论者转变为有神论者。
那么，我是如何实现这个转变的呢？这里讲四件我亲历的事。

第一件事：李洪志大师帮我去掉“心头大患”。

1995年5月3日，出于袪病健身的目的，我开始修炼法轮功。

此前，我花钱练了一种假气功，不仅没袪病，还招来大麻烦。没练几天，就出了“自发功”。就是练着练着，只要放松自己，我的身体就会自发地动起来，可以打出非常漂亮的拳法来。刚开始，我感到很新奇，沾沾自喜。但练了一段时间后，觉得不对劲，这是在放松自己主意识之后，被控制的一种状态。

于是，我决定改变，不再继续这么做。但是，从当晚开始，我便恶梦连连。此后，天天如此。白天要上班，晚上睡不好觉。如此折腾了我整整半年，每天昏昏沉沉的。

我上下求索，想了各种办法，包括买气功书看，找气功师帮助解决，全都无济于事。

一天早上，我到公园溜湾儿，看到以前跟我一起练那种假气功的老太太又在练另一种气功。一打听，说是法轮功。我就开始跟着练。刚练一会儿，又自发动起来了。炼功点的辅导员立即制止我，说：“炼法轮功，必须严格按照法轮功的动作要求做，任何别的动作都不能有。”我听进去了。

炼完后，那个老太太开始跟我介绍法轮功。我问：“要钱吗？”回答说：“义务教功。”“治病吗？”回答是：“修炼法轮功的人绝对不能给人治病。”这两点引起我的兴趣。

如果要钱、治病，我肯定不练。因为刚练的那个假气功又要钱，又讲治病，结果，钱糟蹋了，旧病未治，又添新病。

然后，老太太给我一本法轮功的主要指导书《转法轮》。我又问：“要钱吗？”老太太笑眯眯的说：“不要钱，送给你。”

回到家，我急不可耐地看起来。我没按顺序看，找到专门讲“附体”那一部分。一看，我明白了：我练功自发动起来，实际上是被另外空间的东西附体了。

第二天炼完功之后，那个老太太说，有李洪志大师的讲法录像，建议你从头到尾看一遍。因为马上要到北戴河出差，我花两天时间全看完了。第一天，从早上8点多开始看，一直看到晚上12点多。

看的过程中，我身上有很多反应，最突出的是头疼。到深夜看完出门时，我身体那个轻哪，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过。就像一团棉花放在手心，轻轻往上一弹，就弹起来了。

困绕了我半年“附体”问题，通过看李洪志大师的讲法录像，竟然一下子彻底解决了。

李洪志大师在《转法轮》中写道：“我讲附体的问题时，我已经把能真修大法人的身体所带的附体，不管是什么东西，身体上从里到外带的所有不好的这种东西，全部都拿下来了。”

从我的亲身经历中，我真真切切感受到，李洪志大师说到做到。但是，我并没有见到李洪志大师本人的面，李洪志大师是怎么做到的呢？

李洪志大师在《转法轮》中写道：“人修炼到出世间法以外相当高的一定层次上之后，就会产生法身。法身是在人的丹田部位产生的，是由法和功构成的，是在另外空间体现出来的。法身具备他本人很大的威力……我要做什么事情，比如给真正修炼的弟子调整身体，都由我的法身去做。”

我体会，我身上的“附体”被拿掉，是李洪志大师的“法身”做的。

第二件事：4.25事件发生前5个月我给尉健行送信。

1999年4月25日，发生了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中南海和平上访事件。

4.25事件当晚，当时的中共党政军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在致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信中写道：

“今天的事件，值得我们深思。人不知、鬼不晓，突然在党和国家权力中心的大门口周围聚集了一万多人……可是，我们的有关部门事先竟毫无察觉，而从互联网上就能迅速找到‘法轮功’在各地的组织联络系统，这还不发人深省吗？”

江泽民认为，4.25事件，事发突然；但客观事实是，一点也不突然。

因为事先，全国法轮功学员已长时间接连不断地给江泽民寄信反映过法轮功问题，但是，所有这些信，全都没有引起江的重视。比如：

1998年8月初，4.25事件发生前8个多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前院长李其华等21名法轮功学员，联名致信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反映法轮功问题，没有引起江的重视。

1998年8月中旬，4.25事件发生前8个月，作为一名中纪委监察部官员，同时，也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我写了一封反映法轮功问题的信，寄给江泽民等7位中共政治局常委，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时任中宣部长丁关根，没有引起江的重视。

1998年8月底，4.25事件发生前7个多月，包括时任中纪委监察部第七室副局级官员葛秀兰在内的135名法轮功学员，联名致信江泽民，反映法轮功问题，没有引起江的重视。

1998年11月22日左右，4.25事件发生前5个月，我亲自给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送过信。

1998年11月中旬，一场大雪过后，我到东北做调研。就在我出差的第3天，我正在黑龙江省海林县“杨子荣纪念馆”参观时，突然接到中纪委领导的电话，要我立即赶回北京，参与一个重要讲话的起草。

1998年11月22日左右，我们集中在北京的一家宾馆开始工作。与此同时，中纪委也在这家宾馆召开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书记座谈会，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出席。吃饭的时候，我们和会议代表在宾馆的餐厅一起用餐。

我突然想到，不久前，135名法轮功学员联名致江泽民的信，寄给江之后，没有引起江的重视。现在正好是一个机会，我要亲自把这封信，连同相关材料，一起送到尉健行手上。

当时，负责尉健行保卫工作的中纪委保卫处的一名官员也是法轮功学员。我跟他商量说：“我想给尉健行送信，你看怎么样？”他有点顾虑，想了想说：“最好不要送。”我说，我做没做，是我的事；我做了，结果如何，我不求。我坚持给尉健行送信。他说，你坚持做，那到时候，我配合你一下。

那天上午，我一个人关在一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一直在电脑上写文章。大约到了中午12点时，我出门一看，楼道里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我想，可能都去餐厅吃饭去了。我连忙上楼，取了135名法轮功学员联名致江泽民的信，20多名留学美国的博士写的《海外学子的心声》，以及我写给尉健行的信，装在一个大信封内，然后去餐厅吃饭。

到餐厅门口，服务员直接将我领到中纪委保卫处的那名法轮功学员身边。当时，他已经快吃完了，桌上的菜也不多了。他吃完后，出去转了一圈，回到我身边，小声对我说，这桌的菜太少了，我带你到另一桌吃。这一桌是尉健行的司机在就餐，他们刚来不久，桌上的菜很丰盛。这个餐桌正好紧挨着尉健行的餐桌。

吃了一会儿，我站起身来，将大信封拿上，直接走到尉健行身边，轻轻拍了一下尉健行的肩膀，跟他简单谈了一下起草讲话稿的事之后，说：“我给您写了一封信，是反映法轮功问题的，涉及几千万人的事，麻烦您抽空看一看。”尉健行接过信后，说：“好，我一定看，一定看。”

尉健行看过后，将它们交给中纪委副秘书长彭吉龙。这是彭吉龙亲口对我讲的。

这次给尉健行送信，超乎寻常之处有五：

其一，1998年一整年，我只出了这一次差，原计划是去东北、西南、西北，却在我出差的第3天突然被召回北京。

其二，中纪委监察部有官员1000多人，能写的笔杆子不少，不差我一个，但是，中纪委副秘书长彭吉龙却点名要我回北京。

其三，我回北京竟然与胡锦涛有关。原来，1998年12月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理论研讨会”。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在审查发言名单时，发现没有中纪委领导。中纪委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恢复重建的。“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理论研讨会”怎么能没有中纪委领导发言呢？

胡锦涛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即找到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要求中纪委领导在研讨会上发言。尉健行立即责成中纪委副秘书长彭吉龙组织人起草发言稿。彭吉龙想到了我，立即把我召回北京。

其四，正好我手里有一份135名法轮功学员联名致江泽民的信的复印件。

其五，那一天，正好我跟尉健行在一个餐厅共进午餐。

当时，我给尉健行送信反映法轮功问题意义重大，涉及5个月后4.25事件发生的责任认定问题。

对于客观存在的问题，法轮功学员反没反映，是法轮功学员的责任；法轮功学员反映了，江泽民管没管，是江泽民的责任。

我把135人联名致江泽民的信送到尉健行手上表明：法轮功学员早就向当时的中共党政军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反映了法轮功问题。

江泽民收到信之后，如果认为法轮功有大问题，理当提请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中共政治局、中央书记处进行调查研究。

但是，直到4.25事件发生当天，江泽民从来没有指示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中共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对法轮功问题做任何调查研究。

尉健行是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直到4.25事件发生当天，江泽民从来没有跟尉健行谈过法轮功问题。

我给尉健行送信，实际上，提前5个月将江泽民对4.25事件的发生负有不推卸的领导责任这件事坐实了。

这件事看似各种机缘巧合，但透过上面的叙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有一只“无形之手”在安排一切。

这“无形之手”的一系列巧妙安排证明：4.25事件发生的责任，不在法轮功，而在江泽民。正是江泽民的严重失职，才导致4.25事件的发生。

写到此，我想起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就职演说。他说：“上帝统摄宇宙万物，主宰各国的治国大政，其神圣援助可以弥补人类的所有缺失……在各国人民当中，美国人民尤应向掌管人间事务的无形之手表示谢忱和虔敬”。

巧妙安排我回北京给尉健行送信的“无形之手”，与华盛顿所说的“无形之手”是不是一回事？我认为，就是一回事。

第三件事：绝对不可能的事变成了可能。

2013年7月，我出狱后不久的一天，专程登门拜访了我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高放教授。

高放教授是中国大陆最著名的学者之一，被称为当代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学家、社会主义学家、国际共运史学家；获得过国务院颁发的“为发展高等教育做出突出贡献”证书；担任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等；退休后，被中国人民大学授予“荣誉一级教授”，是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首批获此荣誉的23名学者之一。

在高放教授的“书接顶斋”，我跟他详细介绍了在监狱里的一些情况。之后，高放教授问我：“你将来有什么打算？”我脱口而出，说，“我想去美国。”

当时已是86岁高龄的高放教授，立即打断了我的话，用非常肯定的口吻对我说：“你绝对去不了美国，即便你办好了所有手续，登上了飞机，也会被当局从飞机上‘请下来’！”

2015年1月22日下午，夕阳西下时分，我持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签发的，写有我真实姓名的护照，顺利通过层层安检，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离境，搭乘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飞机，飞抵美国纽约。

高放教授认为绝对不可能的事，转瞬之间，变成了现实。

为什么高放教授说我绝对去不了美国？

因为高放教授了解到，我在中共的监狱里，在检举信、控告信、上诉状中，向前中共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中共镇压法轮功的最高决策人江泽民，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时任中共国务委员、公安部长孟建柱，时任北京市前进监狱狱警柳刚等，共计索赔超过1亿元人民币。

高放教授根据他在过去几十年经历的中共政治运动的经验，认为我冒犯了中共最有权有势的人，他们绝对不可能让我去美国。

不仅高放教授认为我绝对不可能去美国，我所在街道派出所的警察和居委会的领导都想像不到我能够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去美国。

我到美国后的第40天，2015年3月2日，中共“两会”前夕，派出所警察打电话给我太太，要求跟我当面谈一谈，被我太太婉拒。第二天，3月3日，我所在居委会的一位领导找到我妻子，要求我去填写一份“保证书”之类的东西，也被我太太拒绝。

我到美国后的第193天，2015年8月2日，我所在居委会的领导给我妻子打电话，问：“王友群是不是准备出国？”

为什么高放教授认为绝对不可能的事，我所在街道的警察、居委会的领导想像不到的事，竟然变成了现实？

我想，最关键的原因是，我得到了神的护佑。法轮功真修者，人人都相信：神每时每刻都在注视着我们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因此，必须按照“真、善、忍”，修好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天助自助者，神助修炼人。

第四件事：一封奇迹般变化的邮件。

2019年11月25日早晨，我非常认真地给一个朋友写了一个邮件。

我之所以写这个邮件，是因为我觉得其中谈到的问题非常重要。整个邮件1000多字。信中，我专门引用了李洪志大师在《转法轮》第六讲中的一句话：“我的法身会阻止你，会点化你”。

我写完后，从头到尾，仔细校对了一遍。然后，我准备将邮件复制到邮箱里去发送。当我点完“复制”后，邮件出现了非常奇妙的变化，我自己写的内容，上千个字，一个字不剩，全部消失了。整封信只剩下我引用《转法轮》12个字中的8个字：“我的法身会阻止你”。

当时，我以为我的操作有误，赶快停止复制，按恢复键，我的邮件又全部显现出来了。这时，我再点“复制”，结果，整个邮件又只剩下8个字：“我的法身会阻止你”。我赶紧再点恢复键。这一次，整个邮件没有恢复，邮件上只有8个字：“我的法身会阻止你”。

面对这封邮件奇妙的变化，我惊得目瞪口呆。

很显然，这是李洪志大师的“法身”不让我写这个邮件。

我的邮件发生的奇迹般的变化证明，李洪志大师在《转法轮》第五讲中关于“法身”的讲法，真实不虚。

结语

法轮功是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大师从中国东北的长春市传出的。到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之前，短短7年，没花中共政府1分钱，迅速传遍全中国，传到全世界。

1999年7.20至今，中共花了中国纳税人数以亿万计的钱迫害法轮功23年多。不仅没有打倒法轮功。相反，法轮功洪传到了亚、欧、美、澳、非五大洲的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超越国界、种族、党派、语言、性别、年龄、职业、学历、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的各阶层人士发自内心的欢迎与尊崇。

为什么中共打不倒法轮功？原因很多。一个重要原因是，法轮功真修者，都从他们的亲身实践中见证过神迹。

最后我要说的是：头上三尺有神明，必须要有敬畏之心。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1/29/n1391750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