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底，一场席卷全球的抗议中共极端防疫政策和专制独裁体制的白纸运动（也称白纸革命）突然爆发，在中国大陆，最早在上海的抗议人群中发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呼声，这是六四以来，中国爆发的最大规模的群众反抗运动。
白纸运动成为压垮中共极端清零政策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民众雪崩般的抗议声浪和地方政府雪片般告急密件的压力下，中南海当局在2022年12月初突然出台了防疫新十条，对三年来的封锁措施紧急刹车，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因为群众的大规模反抗而转变政策。
白纸运动达成了抗议目标，又避免了中共大规模镇压引发的流血和社会撕裂，显然是一次成功的民间反抗运动。有评论认为，白纸运动在一开始就喊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已经超越了六四。
但是在六四学潮与白纸运动之间，显然存在着巨大差别，白纸运动是一场短暂而目标明确、方式简单的反抗运动，而六四学潮则是一场剧情复杂、原本需要长期谋划和精心运作的政治博弈。我们这里讲的政治博弈是指统治者和民间反抗力量之间通过彼此妥协，最终导致和平政治转型的过程。
80年代是一个政治博弈的时代
通过政治博弈渐进式地将一个专制社会转型为民主社会，避免大规模流血和社会动荡，显然是所有民主革命者的最理想目标。在20世纪80年代共产国家转型为民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波兰首开政治博弈的先河，也是最成功的一个国家。
如果从团结工会1980年获得合法注册成为独立工会开始算起，波兰民间反抗力量与当权者的政治博弈长达十年。1989年2月6日至4月5日，团结工会的代表与波兰统一工人党（共产党）的代表举行圆桌会议，最终达成举行议会选举的实质性协议。当年6月4日，波兰举行了第一次议会选举，团结工会获得大胜。为了保住这个选举成果，避免1981年的流血事件重演，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Lech Walesa）说服自己的阵营选举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为总统。1989年7月19日，波兰议会两院以微弱多数选举雅鲁泽尔斯基为总统。8月19日，雅鲁泽尔斯基总统委托瓦文萨提出的总理候选人团结工会骨干马佐维耶茨基组阁。8月24日，波兰众议院授权马佐维耶茨基负责组建苏东共产集团的第一个非共产党政府。9月12日，该政府获议会批准，宣誓就职。1990年雅鲁泽尔斯基宣布辞职，瓦文萨当选为波兰第一任民选总统。
波兰的团结工会和共产党政权之间最终通过圆桌会议达成协议，打开了波兰政治改革的通道，使波兰成为第一个摆脱共产党统治的东欧国家，也开启了整个东欧和苏联共产阵营和平转型的进程。
波兰前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看，圆桌会议是自相矛盾的事件。一方面，它是由于软弱引起的，党弱、政府弱、团结工会弱、苏联弱。另一方面，它也是由于认为突破是可能的和圆桌会议可以进行的人们的力量所致。”
这段话中一个重要信息是党弱，我们对党弱的含义更多的可以理解为不是指共产党没有镇压的力量，而是指共产党当时的统治者是改革派和开明派，当他们与来自民间的反对力量相互碰撞时，不会轻易使用强硬手段残酷镇压，而是更倾向于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波兰是这种情况，大部分东欧共产国家以及苏联当时也是这种情况。
也就是说，形成政治博弈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掌控军队的当权者必须是开明派，或者统治者内部，开明派至少占了上风，这才具备了与民间反对派可能达成妥协的历史空间。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苏东集团的内部出现了这种政治环境，其实中国当时的政治环境也与苏东集团差不多少。中国当时台面上的领导人基本上是改革派和开明派人物，如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以及他们身边的胡启立、习仲勋、阎明复等人，在六四之前，这些改革派中共领导人与反对改革的中共保守派人物如陈云、姚依林、李鹏、王震等人的博弈中，暂时占据上风，中国当时初步具备了向前推进政治博弈的历史空间。
除了当权者是开明派之外，来自民间的反对派领导人也必须具有妥协的勇气和胸怀。1989年波兰团结工会的代表们与当局举行圆桌会议时，他们在工会内部也得面对被指责为投降派的质疑。波兰《选举日报》主编米奇尼克（Adam Michnik）指出，“圆桌会议妥协是可能的，因为双方都有人冒着被其支持者指责为背叛的风险。”
上世纪80年代显然是一个政治博弈的时代，由于反对派力量薄弱，通过暴力革命、武装斗争来推翻共产政权的历史空间并不存在，但是通过政治博弈，以四两拨千斤的方法，却可以达成意想不到的结果。团结工会在走入圆桌会议前，并没有想过会达成实质性协议；而在圆桌会议成功后，在举行全国议会选举时，团结工会也没有信心赢得选举，他们认为自己最多只能获得20个席位。但结果却是团结工会大获全胜，获得了99%的参议院议席和众议院实行自由选举的全部议席。
团结工会在议会选举的成功，拉开了苏东巨变的序幕，东欧的共产政权犹如多米诺骨牌效应，相继垮台，匈牙利、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直到两年后的1991年12月26日，苏联宣布解体，欧洲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一块共产政权多米诺骨牌轰然倒掉，至此，欧洲的共产政权一个不剩的全部解体。而这一切都始于1989年6月4日波兰举行的议会选举。
在谈到团结工会的历史意义时，瓦文萨曾经表示，“如果没有团结工会，就不会有东西德的统一，不会有东欧共产阵营的彻底解体。”捷克前总统哈维尔（Vaclav Havel）指出，团结工会和6月选举促进了波兰的变革，有助于分割欧洲的铁幕的倒塌。英国历史学家提莫西．贾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认为，通过谈判的革命是波兰的独特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这是1989年波兰给予世界的礼物。
六四屠城 中国错失政治博弈的历史空间遗憾的是，波兰给予世界的这份礼物，对中国人而言，稍微晚了一点。当1989年6月4日，波兰享受圆桌会议的成果，开始举行第一次全国议会选举时，比波兰时间早七个小时的北京城内，中共军队刚刚完成了六四屠城。1989年6月4日，是苏东共产国家通过政治博弈迈入和平转型的开端，却是中国在80年代刚刚萌生的政治博弈空间被彻底封死的日子。
80年代的中国，不但武力推翻中共的历史条件是不存在的，就是像东欧那样，通过政治博弈转型为民主国家的历史条件在中国也仅仅只是刚刚萌芽，这是一片需要由政治智慧和耐心来精心培育和呵护的历史空间。波兰的团结工会是通过10年的艰苦抗争，才赢得了1989年圆桌会议的成功举行，而在1989年的中国，政治博弈才刚刚展开，它的发展水平仅仅处于波兰团结工会的起步阶段。
在80年代，传播民主思想的启蒙运动刚刚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出现，中国反对派力量还很弱小。86年时中国多数城市爆发了学潮，这可以算作是中国民间反对力量的萌芽，但是这些学潮中并没有诞生像波兰团结工会那样的组织。中国直到1989年六四学潮期间，才形成有组织的反对派，包括北高联、工自联以及一些高校的学生自治组织，但是这些反对派组织在这场运动爆发期间才刚刚建立，并没有运作经验，在如何与中共政权展开有效的政治博弈，如何保证反抗运动长期稳步推进，以及如何保存实力避免灭顶之灾方面，对他们而言，都是一张白纸。
六四学潮的命运转折点是5月13日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发起的绝食运动，此前学生和政府已经开始进行多番对话，虽然双方仍然有很多分歧，但是街头运动已经基本平息，大部分学生都已经回校复课。截至这个时候，这场学潮已经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中国人获得了很多此前在共产党统治下不曾有的自由和权利，如一定程度的自由结社、与中央政府的对话、罢课、游行、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一定程度的新闻自由等等，这些权利和自由就是在三十多年后的中国人眼里，都还是艳羡不已，都不敢想像，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人曾经创出那么多的自由，孕育着那么多的希望。
如果这场学潮在5．13之前就这样结束街头抗议，回归校园里做长期的民主启蒙和政治博弈，也就不会有后面的戒严令，更不会发生六四大屠杀，那么，一个多月期间形成的这场全国性政治热潮就会成为中国反对派的孵化室，中国将出现大大小小成型的反对派、政治宽松和言论自由的空间，从长远来看，也会逐步扩大，中共高层改革派和开明派力量会继续存在，中国在未来的岁月里通过政治博弈达成和平转型的前途将充满无限希望。但是随后到来的六四大屠杀，将这一切的希望统统抹去。在六四学潮中，学生领袖和这些反对派组织面对激进的群众运动场面时，在关键时刻基本失去了对运动走向的把控，这是这场运动最终以血腥镇压收场，在反对派这一方中的重要原因。四通公司集团总裁万润南2019年5月份在接受法广采访时表达了对六四学潮没有走向妥协的遗憾。他说，“当群众运动起来的时候，一方面要有人推动，要有人热情似火，猛踩油门，制造高潮。但另一方面，还需要有人冷静，在关键的时候要踩刹车。如果光有人踩油门，没有人踩刹车，最后一定是车毁人亡。”
四通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IT企业，万润南以他的个人影响力在5月21日到23日的三天里，两次召集占据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开会商谈，劝说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从街头回到校园。万润南回忆说，“当时有两次，一次是在四通，一次是在国际饭店，我们找了几十所大学的学生头头协商，在会上，可以说他们都被说服了，但是他们一回到广场就被更激进的情绪包围了。”
在中共高层这一方，中共高层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在这场学潮中也展开了生死博弈，中共当时的总理李鹏是保守派在台面的代表人物，保守派希望借着这次学潮搞掉改革派主将赵紫阳，就像他们当年借着86年学潮搞掉胡耀邦一样。
李鹏在六四学潮走向血腥镇压的结局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坏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离间赵紫阳和邓小平的关系，在邓小平面前进谗言，引诱邓小平对学潮采取强硬态度；二是在赵紫阳出访北韩之后，李鹏主持的国务院趁机推出了4．26社论，将学潮定性为动乱，这成为学生与政府升级冲突的一个导火线；三是当5月23日在四通老总万润南的主导下，75所学校的学生代表就撤离天安门广场达成一致，并签署一份撤离宣言，准备在几十家大报上同时发表之际，李鹏不允许报纸刊登这则重大消息，截断了学生代表们通过舆论影响来把控广场抗议活动的途径，这也让这些学生代表随后失去了对整个抗议活动的领导力，使学生没有及时撤离天安门广场而引发了六四屠城。
我们再讲讲邓小平，与保守派的李鹏、陈云等人相比，邓小平属于改革派，他一手开创了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主力干将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的协助下，开创了中共统治下政治宽松、经济自由的所谓黄金十年。在对待学潮的态度上，邓小平不赞成中共各级领导放任当时的自由化思潮在高校蔓延，但是在没有危及自身权力时，也不会采取暴力镇压的方式。
86年学潮爆发后，邓小平批评胡耀邦“放任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党内保守派的攻击下，胡耀邦因此辞职下台，但是胡耀邦并没有离开最高权力中心；86学潮的核心人物方励之也只是受到开除党籍和解除中科大副校长职务的处分，88年89年期间，方励之在自由化思潮领域依然非常活跃，这与三十多年前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的待遇有天壤之别；此外，86学潮整体上并没有受到当局的秋后算账，这也为六四学潮的出现奠定了启蒙的基础。
从邓小平对86学潮的态度上，可以观察到，邓小平对改革开放中知识界出现的这些自由化思潮的处理方式，用中共的话来解释，依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没有上升到敌我矛盾，需要动用专政暴力手段来铲除的地步，这也正是当时可以推进政治博弈的历史空间。而在六四学潮的后期，学生的抗争运动实际上突破了这个历史空间的最大冗余度，触及了邓小平的底线。
1989年的5月17日，由严家其、包遵信等发起了《五一七宣言》，当天上午在天安门广场“学运之声”广播站播出，并发动知识分子签名。这个宣言将矛头直接对准邓小平，要求打倒中国的这位独裁者、“太上皇”，将学生的怒火从李鹏引向邓小平，将学潮定性为在中国终结邓小平独裁体制的一场爱国民主运动，这就相当于把邓小平逼到了死角，逼着邓小平与李鹏站在了同一阵线。《五一七宣言》的矛头相向，以及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绝食和誓不退让，让这场运动中政治博弈（双方的互相妥协退让）的空间逐渐消亡，武力解决最终成为摆在邓小平桌面上的终极选项。
六四学潮并不是以民主化目标而开启的，最初是为悼念胡耀邦而发动的，在苏东巨变还没有到来之前，在中国民间大部分舆论还在支持共产党的历史背景下，在没有任何来自中共高层或者军方实力派人物支持的前提下，试图依靠一场短期而又目标凌乱、组织涣散的广场群众运动，以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一举打倒一位掌握实权和军权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并开启民主化转型，在当时显然是不现实的。
六四大屠杀不但摧毁了中国刚刚出现的反对派组织和政治自由空间，也让中共政坛的改革派力量全军覆没，邓小平亲自开创了改革开放，又亲自毁掉了自己的成果。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邓小平当然是历史罪人，遇难学生当然是受害者。但是从理性的角度来衡量，其实当时一直都有很多机会，学生本可以不必成为受害者，邓小平也可以避免成为六四屠夫。中共当局一直宣传六四学潮是被什么背后黑手所利用，其实这句话本身没有错，只是这个背后黑手不是反对派组织，也不是什么外国势力，而正是中共保守派，是李鹏、江泽民、陈云、李先念等保守派利用六四学潮，绑架邓小平一举清除了体制内的改革派和民间反对派，以前所未有的血腥清场方式，复辟了政治上的极左路线（所谓极左路线，就是政治的绝对不宽容，对民间的反对声音采取残酷镇压），埋葬了80年代的黄金十年。
从政治博弈看改革开放
80年代的中国显然不是一个革命的年代，而是一个政治博弈的年代，改革开放本身就是政治博弈的产物，是在中共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博弈中拉开序幕的，并在来自民间更多力量的参与下不断前进，这是一个复杂的政治博弈系统。
中共保守派坚持左派路线，对改革开放持消极甚至否定的态度，希望对中国人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在政治上不讲宽松，而是要求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共改革派则坚持右派的路线，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经济上要求政府放开控制，让经济自由发展；在政治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但是给予人民一定的政治宽松，默许人们在一定的范围内有言论自由和抗议活动。而由中国知识分子组成的反对派则要求改革开放从经济、到政治、到文化全面展开，要求实现经济自主、政治民主、文化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中国70年代末启动的改革开放走向哪里，实际上是由这三派力量在政治博弈中决定的。
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改革开放由中共改革派主导，在改革派的政治宽松政策下，到了80年代末期，民间反对派也开始参与进来，如果这两派力量之间能够展开长期的良性的政治博弈，那么政治体制转型的空间就会逐步打开，改革开放就会朝着民间反对派所希望的方向前进，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真正内涵，如果失去了这个内涵，堵死了这个发展前景，改革开放也就死亡了。而在六四镇压之前，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个发展前景一直都是存在的，这也是中国人民支持改革开放的真正理由。
在80年代的中国，中共改革派对阵保守派稍占上风，但是保守派力量根基庞大，随时都可能抓住改革派的政策失误进行反扑。86年学潮导致胡耀邦下台就是保守派的一次成功反扑，89年的六四屠杀则是保守派的彻底胜利、改革派的彻底失败。
在六四学潮中，反对派最终将邓小平这个改革派统帅作为打倒的目标，从政治博弈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最失败的举措，引发的后果就是邓小平联合保守派扑灭了民间反对派，赵紫阳以及他的重要幕僚全部下台，改革派力量全军覆没，江泽民成为中共第三代领导人，保守派势力全面复辟。
1992年初的南巡，是邓小平为重启改革开放而做得最后一次努力，邓小平用军权逼着江泽民承诺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动摇。但是在中共保守派一统天下的后六四政治背景下，改革开放的真正内涵逐渐消亡，中国人民曾经希望的经济自主、政治民主、文化自由的那个改革开放发展前景已经不复存在，江泽民主导下的改革开放只是徒具其表，最终成为江泽民实施腐败治国，带领中共保守派官员闷声发大财、瓜分中国市场资源的经济杠杆。
六四后极左路线全面回归 政治博弈彻底消失
改革开放是由中共改革派开创的，其主要特征是解放思想、政治宽松、经济自由，民间反对派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为中国提供了政治博弈的历史空间，使中国具有了和平转型的前景。但是六四大屠杀以及随后江泽民极左路线的全面回归，扼杀了真正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的政治博弈空间彻底消失。
如果说六四大屠杀是保守派复辟极左路线的一次成功尝试，那么江泽民的统治则是极左路线的全面回归，这种极左路线一直传承到胡锦涛和习近平手中，再也没有改变过。在中共统治下，判断一个政策是右派还是左派，主要依据是看人民是否拥有一定的政治自由空间，右派执行的是政治宽松政策，左派执行的是政治压迫政策，极左派则是进行局部的大屠杀，或者发动政治运动大规模的杀人。
在江泽民统治下，中国人民不但没有任何政治自由的空间，甚至连做好人的自由都没有。1999年7月，江泽民针对信仰“真、善、忍”的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发动了最残酷的镇压运动，相当于再次发动了一场文革。在江泽民“打死算自杀”的指示下，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了超过百种酷刑，以及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邪恶形式。这场迫害已经持续23年，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至今仍未结束。
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这三个后六四时代的中共领导人，执行的都是极左路线，奉行将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每年消耗天价的维稳费用于镇压中国民众，中国人民的政治自由空间被无限制的压缩，这和六四前80年代那种政治宽松环境有着天壤之别。
江泽民时代的极左路线与毛泽东时代的极左路线的区别在于，毛时代的经济基础是计划经济，而江时代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后六四时代唯一从邓小平手中继承下来的东西，但是这种市场经济一旦失去了政治宽松和法治公平，失去了来自反对派的舆论监督和政治博弈，只能沦落为中共权贵瓜分国家和市场资源的经济工具。江泽民时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本质上并没有区别，都是通过中共掌控社会和市场资源来收割韭菜，只是江时代不控制韭菜怎么种，种多少，只控制怎么割韭菜；而毛时代既要控制怎么割，也要控制怎么种，收割效率显然不如江时代。
从江泽民开始，中国政坛上已经没有真正的改革派，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这些人掌管的国务院，表面上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执行机构，实际上只是为极左派党总书记管账的财务机构，以管理和维护这个收割中国市场资源的特权垄断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六四之后的三十多年里，中国人重新陷入黑暗无望的岁月，在危机四伏的险境中，承受着精神上的摧残、政治上的奴役、经济上的压榨，没有信仰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没有结社自由，更没有集会和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国人只剩下作为韭菜自己成长的“自由”至最终被收割。
2022年11月底爆发的“白纸运动”，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这是踩对了历史的鼓点。当今的中共内部已经没有80年代的那种真正的改革派（右派），通过与改革派政治博弈的方式来达成民主转型的历史空间已经消失了三十多年了。今天的中共在极左路线的控制下，已经变得越来越凶残，高层的极左化结合基层的黑社会化，整个体制没有保留一丝可以与民众妥协的文明因素，它已经坏透烂透，唯有被彻底的抛弃。
——转载自《新纪元》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3/4/n13942752.htm)
